关于制定和报送2011年图书和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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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稽核监督工作要点》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
1994年是我国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性一年，也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面临的任务繁重而艰巨。中国人民银行职能转换后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将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中强化稽核监督工作是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要方
面。总行要对各类全国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稽核监督，分支行要进一步强化对辖区内金融机构的稽核监督。
1994年稽核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落实“继续整顿金融秩序，稳步推进金融改革，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切实加强金融监管”的金融工作方针，通过强化稽核监督，保证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金融工作方针的有效实施，督促金融企业稳健经营，维护金融体系安
全有序运行，保障存款人利益，促进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
今年稽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围绕金融中心工作，开展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专项稽核；继续抓好常规稽核；对部分金融机构开展后续稽核；以督促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为重点，进一步开展人民银行系统内部稽核；切实强化以风险监督为重点的非现场稽核，做好稽核监督的各项基础工作
。
1994年稽核监督工作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加强：一是加强现场稽核的深度、力度，在提高稽核质量上下功夫；二是加强非现场稽核，突出以风险监督为重点，研究建立非现场稽核监督指标体系；三是加强规章制度建设，使稽核监督工作进一步制度化、法制化；四是加强调查研究
，做好对基层行稽核工作的指导、督促、检查。
现将今年的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稽核监督工作要点

一、开展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专项稽核
今年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是要按国家信贷计划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规模，固定资产贷款规模能否控制得住，事关今年信用总量控制和货币稳定的大局。为此，各级稽核监督部门要在今年下半年组织力量开展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专项稽核。各分行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
成。此项稽核核查的内容和实施方案另行下发。

二、继续开展常规稽核
对常规稽核，各行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区别对待，确定相应的稽核监督内容。
（一）对国有商业银行核查内容：固定资产贷款限额控制、贷款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存贷款比例、备付金率及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承销国债情况等。
（二）对其他商业银行核查内容：固定资产贷款限额控制、有监督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资本充足率、存贷款比例、贷款质量等。
（三）对城市信用社核查内容：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拆出资金是否超出规定的期限；资本充足率、中长期贷款比例、单笔贷款比例、股东贷款比例、贷款质量等。
（四）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核查内容是：是否按批准的业务范围经营、资本金真实足额情况、资金运用、支付能力及资产质量等。
（五）对保险企业的核查重点是：资本金的合法性、充足性、完整性，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按规定办理再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及其资金来源是否合规；是否按规定提足各项准备金及保持最低偿付能力。
（六）对外资金融机构稽核的内容：经营范围是否合规，资本金是否充足，资产质量状况等。
（七）针对政策性银行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拟订稽核办法，做好稽核准备工作。
常规稽核全国计划核查1000个金融机构（其中总行稽核12个），各行可按2％左右掌握。

三、开展对金融机构执行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情况后续稽核
此项稽核的重点内容是：1993年所作稽核结论和处理决定的落实纠正情况；1993年3月31日后继续违规情况；1993年7月7日后发生的违反“约法三章”的行为。后续稽核全国计划稽查100个金融企业（实施方案另发）。

四、继续抓好内部稽核
此项稽核的重点是核查各级人民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和保障措施是否健全完善；人民银行系统贯彻“约法三章”情况和“金融市场”资金拆借清理情况；所辖行及其下属单位年终决算的合规性、真实性；开展行长离任责任稽核试点。安排一些行开展对1993年被稽核单位的后续稽核，
继续抓好对人民银行系统新开工基建项目的事前稽核。内部稽核全国拟稽查300个单位，各省级分行要根据所辖二级分行数量安排稽核，稽核面不低于14％。

五、加强非现场稽核
1994年要拟订中央银行非现场稽核监督指标体系；完成管理信息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和程序模块设计。各分行应立足现有工作基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工作“八五”规划》的要求，会同科技部门抓紧添置微机和外围设备，培训人员，积极开展非现场稽核。已经开展这项稽
核的要扩大覆盖面，没有开展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开展起来。同时各行要为将来与全国信息系统的接口作准备。加强非现场稽核监督，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为现场稽核提供预警信号，为领导决策服务，把稽核监督工作引向深入。

六、积极组织委托稽核
1994年继续委托农业银行县支行，按1％的比例对所辖农村信用社实施稽核，核查的重点内容是资产质量及呆帐核销情况。计划稽核600个信用社。各省级分行要组织力量对被委托稽核的信用社抽查20％。有条件的行可以试行直接稽核。此项工作结束后各分行应向总行专题报
告。

七、继续抓好在交通银行实施风险监督试点工作
今年上半年计划对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及12家管辖分行进行风险监督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力争完成《中国金融机构风险监督试行办法》。

八、做好中央银行稽核监督的基础工作
（一）按照《关于人民银行分支行转换职能的意见》，真正把分支行的工作重心转到加强稽核监督上来。进一步落实《关于人民银行分支行总稽核、纪检组长配备的通知》精神，配齐配好分支行总稽核队伍。继续完善行长领导下的总稽核负责制，分支行总稽核要对所辖地区金融系统的
稽核监督工作负总责，加强督促检查。继续抓好总行《关于充实人民银行分支行稽核人员的通知》精神的落实，充实稽核监督队伍，培养造就一支训练有素的中央银行稽核监督干部队伍。
（二）做好稽核监督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拟订工作。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稽核监督条例》的草拟工作；拟订《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政策性银行试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稽核人民币业务规程》、《中国人民银行稽核外汇业务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稽核保险公司暂行规定
》和《中国人民银行外资金融机构风险稽核监督暂行办法》；修改《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稽核制度》等。各分行要根据情况制定、修改、完善本地区稽核监督工作制度、方法。
（三）抓好在职干部培训，提高稽核人员素质。今年拟举办第三期分行稽核处长岗位培训班。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培养一批高级稽核监督专家。各分行应按照在职干部岗位培训制度，分级负责抓好稽核监督干部的培训，学习现代金融理论和知识，学习外国中央银行先进的稽核监督
技术和业务，学习电子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四）重视稽核监督理论研究，加强稽核监督的信息反馈工作。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稽核监督组织体系的发展模式；对金融业实施风险监督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应具备的条件；“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金融资产风险权数的分类、确定等，力争提
出有份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供领导决策参考。
及时准确地反映稽核监督工作中核查出的带有苗头性、倾向性、深层次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有份量的建议，为总行制订、完善金融法规、业务制度服务。各级行要认真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报告制度》，及时全面准确地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做好稽核监督信息的反馈工作。要切实
建立、健全和完善稽核档案。努力办好《金融稽核通报》和《稽核工作简报》。
（五）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切实加强稽核监督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各级行要积极组织广大稽核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决定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文件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稽核干部培养锻炼成为一支政治上、业务上、作风上都过
得硬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994年4月17日
法律援助若干问题探讨


自前司法部长肖扬1994年1月3日在一份律师工作材料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关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大量出台。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适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目前，各个地方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这样的标准有其不合理之处。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以上、却又尚未达到小康水平贫民阶层，遇到法律纠纷但无力聘请律师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了改变法律援助在我国为“赤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这一异常现象,适当扩大法律援助受援层面，保障所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都能顺利进入诉讼程序,我国应规定更为科学的经济困难标准，并建立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对法律援助的定义，期刊及论著表述不尽一致。在英国，法律援助被定义为：“在免费或者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在我国，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所限制而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达到法律上的真正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法律援助在西方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一个最初由律师自发地对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慈善行为，逐步演化成国家为保障其贫弱公民实现必要诉讼权利的国家行为的过程。它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7、18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资产阶级律师制度的产生，一些民间组织如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开始有组织地向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确立，法律援助作为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渐得到了确认。
二战以后，法律援助已发展和演变成为以国家义务、政府职能为基础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纳入了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如英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及其配套的十几个单行法律援助条例等，美国的《法律援助公司法》等。香港的《法律援助条例》和《法律援助服务局条例》，就是分别对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做出的专门立法。
此外，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还被规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中。
（二）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由国家出资并管理
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各国主要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来承担，或者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委托私人律师来承担。
刑事法律援助以外的援助活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国家机关设立由专职律师组成的公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二是由私人组织和私人律师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提供法律援助。三是混合型的，即前两种模式的并行实施，法律援助机构既包括国家设立的机构，也包括私人团体，法律援助人员既包括公职律师也包括私人律师。
在组织管理法律援助的机构上，各国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政府机构管理。二是由非政府组织管理，管理经费主要由国家拨付。三是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管理。
（三）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资金供给制度，使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具有较为稳定的经济保障。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均得到了政府的拨款支持，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
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以上三个特征可以看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最主要的标志是政府通过立法，确立国家承担提供法律援助责任，并对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及存在问题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共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2642个，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8899人，其中，近50%有律师资格。除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提供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外，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一些社会团体、法学院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也参与了具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3年6月，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41余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余万件，有97余万人次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法律援助现已探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实施办法，确立了统一受理、统一审查批准、统一指派办案、统一监督检查办案情况的“四统一”原则。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基本成形。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必将大大加快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进程。但从目前来看，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比较原则，还不足以有效解决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从产生之日起就供不应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2000万人，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32亿人，残疾人6000万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人员众多。《海峡导报》2003年8月1日报道：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办理的仅17万件，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可以说，在法律援助当中，供需矛盾是最突出的矛盾。
供需矛盾既使是在经济较发达、法律援助发展得较好的广东省也未能例外。1991年至2001年广东省共办理了36220件法律援助案件，其中刑事案件21683件，民事案件14537件，但是仅在2001年当年，全省大约还有2946起需要援助的案件因缺乏经费而无法办理。
（二）法律援助受援层面很窄，大量困难群众得不到援助。
我国一方面是对大量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各地经济困难的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公民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比率很低。例如，在咸阳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2003年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标准为每户人均收入低于每月130元。又如，在南京，人均月救助标准从原来的200元提高到220元（鼓楼区自行提高到250元），其他区县“低保”人员每人每月也将增加5-10元。经过这次提高后，预计全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将由现在占城镇总人口的0.8%，增加为占城镇总人口的1%以上。（2） 事实上，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平时参与的社会关系不多，他们大多无业，有病时没钱去医院，平时甚至连门都很少出，所以他们遭遇属于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劳动争议、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等法律纠纷的概率较低。大量外来打工者、下岗失业人员合法权益被侵犯，但他们的收入水平略超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得不到法律援助。例如，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为平均300元，法律援助受援经济标准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380元以下。而广州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为442元，因经济条件不符合受援标准，一部分靠领取失业保险金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贫困人士，难以享受法律援助。2002年7月29日，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重新制定广州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新标准为家庭人均月收入500元以下。经济困难标准调整后，下岗工人才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三）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不平衡
1、地区发展不平衡。例如，从办案数量看，2001年，仅黑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安徽省、四川省、广东省等六省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就占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48.2%。
又如，从财政投入上看， 2002年广东省财政已安排法律援助专项资金1500万元。全国各地每年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总额才5000余万元，广东省一个省的经费就占了全国总经费的近30%。目前全国仅有12个省有专项拨款，上海每年有57.5万元，重庆一年仅5万元，两者同为直辖市，法律援助经费却相差十倍以上。
2、业务发展不平衡。法律援助常被误认为就是帮穷人打官司，这种错误认识导至不少地方对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不重视，甚至基本上不开展非诉讼业务。例如，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办理近五百件法律援助案件，但在公证法律援助方面，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而南京市仅2001年就办理公证法律援助案件1800件。
（四）法律援助还处于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服务为主的阶段
关于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报酬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报酬办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要求每个律师每年义务办理1—3个法律援助案件，在这个限度内，律师通常是没有拿报酬的。
受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业务经费的制约，律师办案所需的必要费用，各地解决方式不一样。在没有业务经费的地方，律师办案经费是个人承担的。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目前全国平均每件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费仅有60元。在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律师还可以获得少量的服务补贴。但即便如此，法律援助律师的报酬也远远低于社会律师承办的有偿服务的报酬标准。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由律师协会、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阶段。
三、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境）外法律援助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无疑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我国对西方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借鉴原则应该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有选择地吸收利用。大体说来，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可供我们借鉴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立法，确保能够满足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
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各个国家均有法律援助立法，并且都是通过立法来确立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制度，而每一次发生的重大改革，又是以法律的修改或新法的颁布来完成。
目前，香港已通过了7个专门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走在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援助立法的前列。
英国1949年就颁布了法律援助法，即《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其后，该法律经过多次修改。《获得司法公正法》于1999年获得通过，并已于2000年4月1日起取代原有的《法律援助法》开始正式实施。
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法律服务公司法案，规定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个人或家庭，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所资助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方面，政府财政拨款和当事人费用分担并行。
在英国，为了保障贫弱群体获得平等的司法人权，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国家对于法律援助经费一直采取上不封顶的开放式预算。此外，英国采用固定数额的费用负担。
在香港，人口为600多万，但1999-2000年度，香港法律援助总经费超过8亿港元。2000-2001年度，法律援助经费达7.06亿港元。
美国每年为法律援助拨款4亿美元。此外，美国许多州和县收取从5美元到75美元不等的法律援助申请费用。
南非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其整体法治化发展水平比我国低，法律“盲点”也较多，其总人口为4200万，但议会2001年确定的中央法律援助预算达3.12亿兰特（1美元约合7.5兰特），人均折合约1美元。
（三）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并存，由政府出资进行有效管理。
英国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统一由法律援助委员会组织实施。采取以社会从业律师提供为主的模式，另设有5个公设辩护人机构专门提供刑事辩护。
南非根据1969年《法律援助条例》建立了独立的法律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院校签订协议，通过为他们提供资金，由他们来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