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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许霆案件与法家梁剑兵谈谈逻辑问题

龙城飞将


　　我在网上回复法家梁剑兵《关于许霆案件回复法家梁剑兵》。法家以《许霆案判决书认定犯罪事实存在重大错误！》一文作为对我的回复。我觉得公诉人出现的问题远并没有法家所讲得那么严重，并不存在重大错误。兹就该文发表意见如下。

　　一、同意法家梁剑兵的部分观点，但不同意其文章的逻辑

　　法家认为，许霆在自己的“口袋里”拿别人的钱。这是对的。

　　但法家对许霆案件事实的质疑，值得研究。我们要问，许霆从ATM机中取出了超过自己银行存款17万元多，这个事实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仅仅是数额有170多元的差异，对定性没有太大的作用。如果凭许霆自己卡内有170多元否认许霆取走17万多元钱，是不现实的。要想否认这个事实，除非有新的证据证明此案是冤案，取钱的那个人根本不是许霆，而是别人，许霆是屈打成招。数字在这里的主要的作用是定性后对量刑的轻重的作用，但总额已经17万元以上，170多元对量刑轻重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这两个观点放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是文章自身的逻辑矛盾。一方面主张，许霆是在自己的口袋里拿钱，这是承认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又因170多元的差异，对许霆的事实提出质疑。

　　既然许霆是在自己口袋里拿钱，无论数字是否准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实的性质，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不是犯罪，是不是与盗窃罪的具体规定完全相符。

　　其实，法家是最新采纳了这个观点。如你看我的几十篇文章，我的一贯观点都是这样的。

二、许霆是从哪里取钱？
　
　　法家认为，“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甚至许霆本人，都在思维上陷入了一个误区：ATM机是银行，许霆是从‘银行’取钱”，言下之意，许霆不是在银行取钱。我不认为许霆的行为被现行法律规定为犯罪，也会承认许霆是从ATM机中拿了钱，是从银行拿了钱。

　　对法家的观点，我们可以问，许霆是在自己家里取钱吗？ATM机不是金融机构吗？从ATM中取钱，不是从银行取钱吗？

　　问题的关键不是许霆是否从金融机构或ATM上取钱，而是这个取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有明文规定是盗窃罪。

三、关于系统出错

　　法家对公诉人指控时讲到，“银行系统出错”提出批评，要求根据证据规则，对该项证据提交更严格的说明。其实，这种批评可能作用不大。如果机器没有出错，难道许霆是破译了密码进入，或是砸开机器进入，或者变成孙悟空钻到了机器肚子里？

四、关于法家的逻辑三段式

　　法家提出：“认为许霆犯盗窃罪的逻辑是：大前提：进入别人家拿钱就是偷；小前提：许霆进入别人的家拿钱；结论：许霆的行为就是偷。而他们恰恰忘记了本案最基本的事实在于：许霆进进出出的一直都是他自己的家而不是银行的家！”我同意这样的观点。

　　接下来，法家又提出：“正确的三段论应该是这样的：大前提：进入别人家拿钱就是偷；小前提：许霆没有进入别人的家拿钱；结论：许霆的行为不是偷。”对此，我也问一个三段论的问题：大前提：没有进入别人家拿不是偷；小前提：某人在火车站广场趁旅客不注意从他身边拿手了行李，是没有进入别人家拿东西；结论：这个人不是偷。这个三段式可以成立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仅凭形式逻辑，很容易出现问题。人的行为，不是线性的，具有综合性。综合性的现象，一定要用人类的行为逻辑来理解，来解释。

五、关于不存在的“证据2”

　　法家对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中缺失证据２而提出质疑。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也许，办案人员粗心，少编了一个证据的号。也许，原先有一个证据，但考虑对提起公诉作用不大，就抽去了。如果公诉人在缺证据２的情况下控诉成立，自然有罪成立，作有罪判决。如果证据不足，控诉就不成立，这不正好符合“无罪派”的期望吗？

六、关于补充侦查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法家郑重地请求“法院延期审理，将此案退回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然后在补充侦查并且获得明确、实在、有效的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决定是否继续提起公诉”。

　　我觉得法家的要求意义不大。如果法家有新的线索和证据，证明许霆是被冤枉的，实际的行为人不是许霆，而是另外的人，是有人给许霆栽赃，或者这个ATM机超额取款事件根本不存在，当然另当别论。如果对此基本事实没有怀疑，仅仅是170多元数额的差异，退回侦查只会延期审理，只会使许霆在未定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失去自由的时间更多一些。

　　同样道理，法家在另外的场合提出，法院的三份司法文书记录许霆的住址不同，是“重大错误”，也是没有必要的。
　　近年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的快速发展，给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各国修订、立法活动频繁。总体来看，表现为三大类型：

　　一是对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统一立法进行修订。主要代表是欧盟。欧盟1995年制定了《关于个人数据处理保护与自由流动指令（95/46/EC）》（简称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该指令是欧盟区域内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立法。欧盟各成员国依据该指令，分别出台了本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然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使得指令的主要原则及制度适用变得非常不确定，并导致欧盟各成员国对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理解与执行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2012年1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有关“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立法建议》（简称《数据保护框架法规》草案），对1995年数据保护指令着手进行全面修订。

　　二是在已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下，积极制定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2012年6月25日，法国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发布《云计算数据保护指南》，对云计算服务协议应当包含的因素和云计算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建议。2012年2月，美国白宫发布《网络世界中的消费者数据隐私报告》，该报告提出要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保护隐私和促进创新的基本架构，并致力于推动《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草案）》的出台。同年6月，美国电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宣布要出台手持移动设备的数据保护执行准则。

　　三是继续完善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框架体系。2011年3月29日，韩国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废除了1999年《公共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法》，新法适用范围涵盖公共与私人部门管理的所有个人数据信息。新加坡则在现有的公共机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础上，于2012年10月继续补充出台了针对私营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最新立法趋势

　　（一）信息主体的权利不断强化

　　近年来，已经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国家或地区，正在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对法律中原有的信息主体权利进行补充、扩展和完善，加强个人对其自身信息的控制和保护能力。

　　韩国2012年修订后的《信息通信网络的促进利用与信息保护法》增加了信息主体的遗忘权。该法要求：用户在一定期间未使用信息与通信服务的，服务提供商应完全删除其所使用的个人信息。欧盟《数据保护框架法规》增加了信息主体的“信息可携权”，即用户可以将个人信息从一个信息控制者处转移到另一信息控制者，信息控制者无权干涉信息主体的此项权利。信息可携权的出现不仅强化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管理、控制，更有利于用户充分实现对信息服务的选择权。

　　（二）信息控制者的责任更加明晰

　　在大力发展云计算业务的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一步明确了信息控制者及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和责任。

　　第一，明确了负有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服务提供商范围。欧盟委员会《数据保护框架法规》要求：在信息安全和保护责任上，即使未与信息主体本人订立合同，只要实际处理了个人信息，信息控制者或处理者就有义务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这一规定将云服务提供商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制。

　　第二，要求服务提供商设置个人信息保护专职岗位，在组织机构上加强企业的个人信息保护责任。韩国新修订的《信息通信网络的促进利用与信息保护法》增设“信息与通信服务提供商可任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担任首席隐私官员”，以加强企业内部对用户数据的管理。

　　第三，增加了服务提供商对侵权行为的通知义务，便于用户采取预防和减损措施。欧盟《数据保护框架法规》草案中引入了“侵权通知义务”，即：当服务提供商发现其所掌握和控制的个人信息遭受丢失、攻击、泄漏等侵害行为时，应当通知信息主体本人和相关的数据保护机构。韩国立法也增加了类似要求。

　　（三）位置信息纳入立法保护视野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个人位置信息的不当收集与滥用问题逐步凸显。苹果、谷歌等公司通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收集用户位置信息，用于建设其智能手机定位数据库，在很多国家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此，一些国家已经开展了专门立法进行规范。2011年11月，日本总务省对《电信业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第26条“位置信息”进行了修订。新法对个人位置信息的收集、使用、提供给第三方的情形作出了详细规定。

　　启示

　　（一）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已成为国际共识。

　　从近年来持续升温的立法活动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要性得到不断提升。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仅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需要，更是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保证本国信息自由流动，促进信息化发展，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需要。在此形势下，各国不仅出台国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符合本国利益诉求的个人信息保护与跨境流动的国际规则。

　　2012年12月28日，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领域的重大突破，但作为一部非常原则的法律文件，其主要意义在于国家以法律形式宣示对个人信息提供法律保护，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还有赖于各行业、各部门针对实际情况制定。

　　（二）科学平衡保护个人权利与促进业务创新之间的矛盾

　　当前，互联网新技术新业务对个人信息保护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成为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的核心命题：一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业务在提高了信息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大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风险；二是互联网创新对用户个人信息高度依赖，业务创新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矛盾日趋紧张；三是云计算分布式存储等新技术特征，使得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所确立的信息主体的权利难以实现；四是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各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正是围绕上述挑战与问题积极探求法律解决路径。

　　互联网新技术与业务的繁荣并不能以牺牲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为代价，但如果对个人信息保护实施过于烦琐和严厉的行政管理及法律干预，也会使互联网企业不堪重负，阻碍技术创新。

　　（作者单位：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