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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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卡引发纠纷的法律控制

王春晖


目前，市场上各类电信卡大致有IC卡、IP卡、充值卡、上网卡等类别。应该说，种类较多的电信卡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用户，满足了不同层次的用户对电信的需求。但是，伴随着电信卡服务的出现，电信卡有效期问题、余额处置问题、IP电话低价销售，带来的互联互通等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特别是电信卡余额处置问题，更成为社会热点问题。2005年3月3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和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下称：四直辖市消协/消委会），联合向四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致函，正式提出如下意见： 一、电信卡是一种有价证券。它代表着购卡人与电信企业之间订立的一种电信服务合同。因此，有关电信卡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二、电信卡是分次履行的预付费合同。电信卡上标注的有效期是合同的履行期限。就持卡消费者而言，对于已享受的服务可从预付款中扣除相应费用；对于未享受的服务则无付费义务。合同履行期限届满，经营者提供服务的义务终止，卡中如有剩余金额，则要承担返还义务。经营者随意侵吞卡内余额构成不当得利。 三、电信卡上载明的条款是一种格式条款。作为格式条款的拟定者，电信企业必须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采取合理方式提醒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对方要求履行说明义务；当双方对某条款的理解产生歧义时，应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制定方的解释；尤其是格式条款提供者利用其优势地位，随意免除应尽义务、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致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应视为无效。目前，市场上的电信卡虽有不同面值、不同种类可供挑选，但在过期后卡内余额处理问题上，消费者却没有选择余地和协商可能。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和消费者主动明示的情况下，经营者以格式条款推定他人“放弃号码和所封存的余额”，是逃避自己义务、加重对方责任的做法。 四、电信卡打折的经营风险不得转嫁给消费者。电信卡打折销售是电信市场自身运行不规范、电信运营商相互不正当竞争的结果，其风险理应由经营者自己承担，而不能向消费者转嫁，更不能以此为由拒退余额。在实践中，完全可以采用明折明扣、卡上标注打折印记等方式，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电信卡余额不退”并非国际惯例。据四直辖市消协向部分国外消费者保护组织调查了解，在电信卡问题上，有些国家根本不设置有效期，有些国家允许通过其他方式消费卡内余额，对此并未形成所谓“国际惯例”。
四直辖市消协（消委会）认为，电信卡到期后服务的终止与卡内余额的归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卡内余额包含着电信运营商还未提供服务的对价，如果消费者要求退还，并愿意支付一定的手续费，电信运营商应扣除相应成本后归还给消费者，或采取经消费者同意的其他方案。如果消费者愿意转存，电信运营商应予同意，并不附带显失公平的限制条件。各电信企业“要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针对“电信卡余额不退”等突出问题，认真倾听广大消费者的呼声，提高企业诚信服务的意识，使电信卡余额的归属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
笔者拟通过对电信卡法律性质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简要评述，并提出若干控制与救济的意见：
1、关于电信卡法律性质的界定 。
电信卡是电信用户与电信企业之间关于设立电信服务的合同依据，其法律性质应该是一种债。债，作为民法上的概念，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可以请求一定给付的民事法律关系。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84条之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由此可以看出，这里讲的“债”不能理解为民间所称的债。我国民间中所称得的债实质上只讲的是债务，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等；现代民法上的债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表示的是以债权债务为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权利的人称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称债务人。因此，四直辖市消协/消委会“关于电信卡过期余额应归属消费者的函”中的描述和请求，都是债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是债权问题，即电信卡的持卡人请求出售电信卡的电信运营商给付足额消费的权利。当然，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债务人积极地履行，否则，任何债权的实现都是一句空话。就债务人而言，债务的本质是其负担不利的后果，所以债务人对债务履行的消极性也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然而，债权的实现与债务的履行必须符合通用的债法原理，下面依据债法原理就电信卡的法律性质作如下解析：
其一：电信卡法律关系的主体。在电信卡的法律关系中，持卡人为权利主体，是债权人；出售电信卡的电信运营商为义务主体，是债务人。当然，这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是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的法律关系。
其二：电信卡设定的债权是一种相对权。也就是讲，持卡人只能向出售该电信卡的电信运营商主张权利，而能不能及于其他电信运营商。例如固定电信运营商发行的在移动电信运营商网络上使用电信卡，尽管持卡人接受了移动通信服务，但是持卡人是与固定电信运营商建立的债权与债务法律关系。因此，持卡人只能向特定的固定电信运营商主张债权。
其三：电信卡设定的债权具有任意性。电信卡设定债权的任意性，是指电信运营商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公认的商业准则的前提下，可以依自己的自由意志，任意设定电信卡债权的内容。当然，由于电信卡是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电信运营商在设定电信卡债权的内容时，还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并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购卡人注意有关的免责条款。
其四：电信卡设定的债权具有时效性。时效性是债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债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存在，不能允许存在永久的债权。如果设置无期限的债权，就会使债务人永久失去交易的自由，这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
2、关于电信卡有效期设定的法律问题。
鉴于债的设定必须有时效性，因此，电信卡设置有效期是符合债具有期限性的法学理论的。电信卡设定的债包括债权和债务，无论债权债务都具有时限性，债权为有期限的权利，债务是有期限的义务，不能永久存续，期限届满，债权即归消灭。在合同之债中，依照法律规定，合同中必须规定期限，当事人未于合同中规定期限的，法律视为债权人有权随时请求履行，债务人有权随时履行债务。债务同样也具有期限性，不存在没有期限的永久债务。在移转标的物的债中，债务因履行而消灭。在具有期限的债务中，债务因期限届满而消灭。在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惯例中，移动公司常常在“预付卡使用规范”中约定：“（1）不可储值预付卡：预付卡使用设定日起一个月内有效，一个月期届满，本卡门号及尚未使用完毕之通话时间将自动失效。启用一个月内，通话费已使用完毕，仍可受话至一个月届满为止；（2）可储值预付卡：自每次完成储值设定日起三至六个月有效，有效期届满，本卡门号及尚未使用完毕之通话时间将自动失效，但用户若于期满前就该卡再储值，则尚未使用完毕之通话时间可以累积使用。”
事实上，电信卡是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格式条款的形式与用户约定的债权与债务关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只要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遵循了公平原则，没有规定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和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内容，该条款就应认定为有效。
3、关于电信卡余额引发纠纷的法律控制。
目前常见的电信卡余额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用户取得电信卡后，在明示或暗示的有效期内没有使用完毕；二是用户取得电信卡使用一段时间后，剩下的余额不够一次计费数额的零头；三是有效期内用户不能再继续使用电信卡，如长时间离开电信卡可以使用的国家或地区；四是因用户不愿意再继续使用电信卡，如觉得使用电信卡不方便；五是由于电信企业的原因用户不能继续使用电信卡，如受理电信卡程序故障等，该种情况一般很少见。近年来，由电信卡余额退还问题引起的法律纠纷不断发生。在中消协所列的电信领域的十大“霸王条款”中，第一项就是充值卡过期后卡内余额不退的问题。
事实上，信息产业部2005年2月 ２４日下发的《关于治理当前电信服务热点问题的指导意见》就强调，电信卡有效期过后，卡内仍有余额的，各电信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各电信业务经营者在为其发行的电信卡设定有效期时，应合理设定，并在卡面显著位置予以标明。为方便用户选择和使用，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尽量延长电信卡的有效期、使用期，适当增加电信卡业务的品种，发行低面值的电信卡。
关于电信卡余额的处理问题，笔者认为，由于电信卡的性质属债权与债务法律关系，因此，电信用户在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内没有消费完，电信运营商应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至于四直辖市消协/消委会认定的关于“经营者随意侵吞卡内余额构成不当得利”的说法，笔者认为有待商榷。“不当得利”也是一种债，其核心内容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致使他人受到损失的行为。 显然，这里的“没有合法根据”主要指侵害人违反了法律对特定权益归属的分配，违反此种“归属的分配”即为无法律上的原因。应该指出：不当得利除了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外，还应包括没有合同上的根据。显然，持卡人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余额未能消费完被封存，是持卡人本身的合同不适当履行所造成的，不属于不当得利返还为内容的债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电信企业和电信用户要受到双方此前通过约定条款和格式条款达成的合同约束和限制。也就是说，虽然电信卡余额不能被电信企业无偿占有，但电信用户也不能根据自己主观意图随意使用电信卡，而必须遵守此前达成的协议。否则，必须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基于以上情况，可以采用以下处理办法：
其一，当电信卡因买卖关系而取得，同时因电信企业的原因而不能继续使用时，则电信企业应承担违约责任。此时，电信用户可以要求更换与余额等值的其它同种类的电信服务，也可以要求返还现金，造成用户损失的，电信企业应赔偿用户的损失。对于已使用的电信卡余额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退还时，一定要进行检验方可退还，但是检验的时限不能太长，要体现效率原则。
其二，当电信卡因买卖关系而取得，同时因电信用户的原因，致使电信用户不能或不愿继续使用电信卡时，则电信用户应承担违约责任。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可以要求电信企业返还现金或者更换电信卡。就是说，电信用户最终得到的不能是电信卡余额的全部，而是扣除掉违约金后剩余的部分。但电信企业不能根据“过期作废”等格式条款的约定，无偿占有电信卡余额的全部。如果没有约定违约金，也应该部分返还电信卡余额。由于多数用户的电信卡都是以折扣的方式购买的，而各营业网点销售的电信卡的折扣是不同的，因此，各营业网点销售销售此类卡时，一定要出具发票，并应在发票上注明电信卡的编号和价格。这类电信卡余额退还时，用户必须证明自己是该卡的所有人，并出具购买发票。
有一点必须明确：无论是电信卡过期余额继续使用的问题，还是余额的退还问题，持卡人必须与售卡的电信运营商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如果电信服务合同关系不存在，电信卡余额问题的处理就有障碍。例如2003年11月2日一位电信用户与广东电信清远分公司（以下简称电信公司）签定了一份《流动市话小灵通用户协议》，办理了小灵通无月租预付款业务，其后又以299元购买了电信公司提供的无线市话小灵通一部，并预存了150元话费。2004年5月20日，该用户购买了一张面值30元的“广东电信电话付费充值卡”。同年6月12日，他以小灵通丢失为由到电信公司营业厅办理了销户手续。由于销户时得知所购付费充值卡内尚有余额21.18元，用户要求退还卡内余额，遭电信公司拒绝。2004年6月14日，用户以电信公司不当得利为由，向清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电信公司退还自己付费充值卡余额21.18元，并赔偿经济损失200元。
　　清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电信用户与电信公司订立的《流动市话小灵通用户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用户所购买的电信公司的付费充值卡实质是一种消费凭证，购卡后，即享有与该卡面值等额的电信服务；用户在付费充值卡尚有余额的情况下，请求电信公司为其小灵通销户，是他单方解除与电信公司间的电信服务合同的行为，亦是对付费充值卡中余额可享有服务权利的一种自愿放弃，故要求返还卡内余额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最终驳回了徐某的诉讼请求。该用户不服，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市中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遂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第三，当电信卡因买卖关系而取得，同时因电信企业和电信用户以外的原因，如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致使电信用户不能继续使用电信卡时，则双方均不承担责任。但此时电信用户遭受了损失，电信企业得到了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公平责任的原则，如果电信用户能证明自己为电信卡的合法持有人，并且不能继续使用电信卡的原因不在自己，电信企业一般应为电信用户更换电信卡或返还现金。
4、由于电信卡退卡引发纠纷的法律控制
电信卡退卡纠纷主要涉及电话卡尚未使用或已经使用，由于电信卡本身的质量问题，或电信运营商方面的责任导致用户无法使用相应的电信服务，或者在使用中未达到运营商的服务承诺，或者是用户在电信卡有效期没有使用，致使电话卡过期等引发纠纷，导致用户要求退卡。比如有的用户用钝器刮密码涂层，致使密码被刮损无法进行辨认，用户要求退卡的；或者是由于电信网间互联互通问题引发的通信质量低劣，如有些电信运营商出于竞争的目的，故意对其它电信运营上出售的，在其网络上使用的IP电话直拨业务实行限呼、拦截等，引起用户退卡的；还有的用户在电信卡有效期没有使用，致使电话卡过期被封，引起退卡的，以及有些电信充值卡有效期设置较短，用户不能在有效期消费完卡内余额，造成卡内余额被封存，引起退卡纠纷的。
根据信电信卡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信息产业部分别与2003年12月与2004年1月，组织召开了电信卡市场管理会和电信卡管理专家咨询会，专门就IP电话卡低价销售，及其过多销售带来的互联互通中的“通而不畅”；神州行、如意通等充值卡使用有效期较短，用户不能在有效期内消费完卡内金额，造成卡内余额被封存；用户对有效期过后电信卡余额作废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消费者代表、中国消费者协会、部分通信管理局、各主要电信运营商和有关法律、经济专家就这些热点问题达成以下一致意见：1、电信卡实质上是格式合同；2、有效期的设定得到认可，但有效期限的设定不要太短，且有效期临近时不得再销售；3、对未超过有效期的电信卡，若因电信企业的原因导致用户无法正常使用的，消费者可以退卡，电信企业应当提供退卡服务；4、在有效期内，当卡内余额不足以保证最后一计费单元通话时，各电信企业可采取余额转移、赠送话费、充值延期、允许最后一计费单元通话等多种措施保证消费者将余额足额消费。
按照《电信服务规范》的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信卡类业务时，应当向用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保证，不得发行超出服务能力的电信卡。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与持卡用户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告知用户使用方法、资费标准、计费方式、有效期限以及其他应当告知用户的事项。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做出对持卡用户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单方面免除或者限制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责任，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电信卡有效期过后，卡内仍有余额的，各电信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但电信卡是格式条款，只要提供格式条款的电信运营商在发行电信卡时，遵循了公平原则，并设定了合理的有效期，电信用户应该予以遵守。如果由于电信用户自身的原因致使电信卡过期，致使电信运营商付出成本的，电信用户应承担电信运营商由此支出的成本，这本身不违背债法原理。



　　今年1月一则倒卖车票的新闻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广东佛山一对新婚夫妇帮助农民工网上订票，因每张加收10元手续费，且总额较大，构成“情节严重”而面临刑事处罚。近年来，随着铁路客票销售方式的改进与打击倒票犯罪力度的持续增强，倒票方法也不断更新，假借互联网发布车票转让信息而行倒票之实的预约式倒卖的新型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向。同时，由于该种方式更具隐蔽性，极大地增大了甄别犯罪活动的难度，为倒卖车票罪的法律适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预约式倒卖车票行为的特点

　　在以往的倒票犯罪案件中，倒票人员都是采用囤积的倒卖方式，其特点就是在没有旅客预订的情况下，事先购入大量紧俏车票，等到时机特定再肆意抬高价格，迫使旅客高价购买。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时，注意力主要放在对“票”的控制上，通过对售票窗口的巡视，对形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以及根据情报线索对重点人员实施监控等。但是，近年来，倒票方式出现一个新变化，即倒票人员利用电话、互联网信息平台以及开设非法售票点，以为旅客提供车票预订服务为名义而加价倒卖的方式呈现上升态势。如果将前一种倒票方式形象地称之为囤积式倒票，那么后者可以被概括为预约式倒卖。

　　关于预约式倒卖，学界与司法实务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笔者认为预约式倒卖是指倒票人员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转让信息，按照（具体）购票者的要约购入（特定）车票，而后加价卖给购票者的行为。这种预约倒票在北京铁路两级法院近三年所审理的倒卖车票案件中占到四分之三，其与传统的囤积倒票方式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倒票手段多样。倒票人员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信息等多种途径获得客源信息,较之囤积倒卖在车站守株待兔式的倒卖手段，预约倒卖无疑在手段上得到了拓展。

　　2．倒票数量巨大。倒票手段的扩展致使其在获得客源信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从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预约倒票案件的票面数额巨大，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万元，非法获利数额也有数万元之多。

　　3．倒票方式隐蔽。由于“预约”倒卖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扩展了倒票手段，摒弃了囤积倒卖以车站为中心现倒现卖的模式。同时，预约倒票人员往往在售票窗口购买不同时间、地点、车次的车票，与普通旅客购票难以区分。

　　4．案件侦破困难。由于倒票人员作案方式极为隐蔽，加之线索来源少，公安机关很难查获。同时，倒票人员为了逃避责任，不设立流水账目，并往往携带少量车票，导致司法机关起获的车票票面数额不高，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预约式倒卖车票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一）预约式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式倒卖区别处理

　　对于依旅客委托而产生的预约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倒卖区别对待，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理由是：依特定销售对象的委托而产生；加价完全出于购票者的自由意志；加价本身可以视为倒票人员的服务费和相关必要支出；没有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是一种倒卖行为，同样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只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就应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从刑法有关倒卖车票罪的规定来讲，倒卖车票罪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中，主要保护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从铁道部及相关部委出台的规范文件来看，管理秩序体现在规范铁路客票销售资质、销售方式以及售票收费等方面。凡属违反上述车票管理规定的行为，均可认定为“倒卖”。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仅包含票面数额与非法获利两方面内容，未对行为方式与情节严重的关系作出任何规定。因而，预约式倒卖与囤积式倒卖本质相同。因此，当行为人实施预约式倒卖，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理应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

　　从实质意义上看，预约式倒卖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行为。虽然预约式倒卖行为人在表面上基于具体购票人的委托，按其要求购买特定的车票，具有一般民事委托行为的特征。但是，根据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规范铁路客票销售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相关规定，具备铁路客票销售权的只有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售票点、铁路运输企业以外的其他社会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开办的铁路客票代理销售点以及铁路合同订票单位。非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经营。因此，预约式倒卖从对象上看就不能视为民事委托行为。同时，预约式倒卖所收取的费用不同于一般的服务费、劳务费。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2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5条、第18条至第20条的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实行绝对政府定价制。另一方面，依照《通知》规定，国家对于火车票的相关费用也作出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尽管我们肯定了预约式倒卖也应当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但是我们认为其与囤积式倒卖在情节严重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是否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上。预约式倒卖基于购票者的要约，委托其订购特定时间、目的地、车次、座位以及数量的车票，因而在该种倒卖行为中购票者是完全自愿的。囤积式倒卖通过套购大量票源紧张的车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并利用旅客急于出行的迫切心理，迫使其高价购买。由此看来，囤积式倒卖严重侵害了购票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两种行为方式在量刑上尽量做到区别有度。对于预约式倒卖，由于其社会危害程度较轻，可以多考虑适用非监禁刑或单处罚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出于方便群众的意图，在一定范围内（如学校、单位等）为他人代购车票，加价相当于或略高于其必要的支出，由于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我们认为不宜按照犯罪处理。

　　（二）取得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单位、个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

　　这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个人，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意见认为倒卖车票罪只要求一般主体即可，任何单位、个人索取或收取任何超出政府法定价格之外的费用，都属于倒卖行为，应当构成倒卖车票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说明已取得经营客票合法资格，合法的经营不存在倒卖的问题。

　　第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观点认为，未得到铁路主管部门的授权或委托，故不具备处理国家铁路运输事务的权力，如果其符合定罪标准，应认定为倒卖车票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相关行政机关批准，就已经具备了法定的经营资质，至于铁路主管部门的批准是一种企业内部规定，不具备法定效力。

　　笔者认为，首先，国家对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取得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管理。根据《通知》规定，目前合法经营火车票业务的方式主要有代售与代订两种。代售是指具有一定的营业条件和经营规模的单位或者个人经向铁路部门申请并取得许可后，持有当地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有代售火车票营业项目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文件后，按规定在特定的场所代表铁路销售单位销售火车票，并按规定标准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代订是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宾馆、招待所等为吸引旅客住宿，方便本系统职工出行，与铁路部门签订团体订票合同而取得售票资格后，按要求向铁路售票部门订购车票的行为。因此，凡不具备以上条件者，代售、代订铁路客票牟取利益的均属于非法经营范畴。至于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只能被认为其已经具备代售火车票的服务性企业能力，同样属于非法经营。

　　其次，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不等于合法经营。根据《通知》规定， 铁路运输企业、铁路客票销售代理点、铁路客票代办单位等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在客票预订、销售环节加收除送票费、铁路异地售票手续费以及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外的任何费用。同时，对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铁路客票预订、销售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可以倒卖车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1.铁路客票代办单位囤积车票，加价出售的。

　　2.铁路客票售票点、代售点、代办单位，明知是倒卖铁路客票的不法单位或个人而向其提供车票的。

　　3.个人以营利为目的，买进铁路客票后又高于买进价卖出，或变相加价，从中渔利的。

　　最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代售、代订火车票的过程中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同时，因上述人员在票源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故其倒卖车票的行为要比非法经营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恶劣。

　　因此，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销售车票的过程中如果有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应当严格依照倒卖车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适当从重处罚。

　　（三）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是否应当计入非法获利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