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近，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谴责。随着大量虐童行为的发生，公众及媒体支持虐童行为入刑的呼声不断高涨。2012年10月29日，一项网络调查显示，95.6%的网民支持使用刑法规制虐童行为，以刑罚的方式震慑、惩戒施暴者。[1]学界中也不乏支持者，并就如何作出进一步的立法修改与完善提出建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刑法条文中有关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规定，已经足以调整相关虐童行为；不应该过度受舆论与民意的影响，而在刑法中增设所谓的“虐童罪”。[2]笔者认为以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为例，在罪名适用的问题上，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都不是最好的选择，适用起来难免令人感到牵强。虽然上述四种罪名均无法适用，但从客观行为来看，教师虐待儿童的行为更接近虐待罪的行为特征。虐待罪的行为表现为持续地、经常地对被侵害人进行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如殴打、侮辱等。但刑法分则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对非亲属共同相处人员间的虐待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因此，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完善虐待罪的立法规定，实现虐童行为的犯罪化，以更好惩治虐童行为。
一、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应否扩大
刑法规定虐待罪的主体是“家庭成员”，即虐待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只能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而不包括其他相关人员。关于“家庭成员”的范围。学界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其必须与被害人有一定的血亲关系、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并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也包括自愿承担抚养义务的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亲友等。[3]但是，有一些学者却认为上述“家庭成员”的概念过于狭窄，不能有效规制层出不穷的虐待类社会现象，应对其作出扩大解释。[4]笔者支持扩大虐待罪主体的观点，认为刑法目前的规定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对虐待行为的规制。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社会发展使得家庭模式发生一定的变化，因而应扩大“家庭成员”的范围。家庭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家庭形态的发展也如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传统的家庭成员一般指基于血亲和姻亲关系而紧密生活在一起的人员，例如父母、子女、祖父母和夫妻，也包括虽没有血亲和姻亲关系但生活在一起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养父母与养子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多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传统的家庭生活形态和伦理形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出现了一些虽然在道德上不能为大众所接受，但有关人员却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新型家庭。有学者将此类家庭形式概括为非传统的实然家庭，认为主要包括未婚同居家庭、非法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二奶”家庭、收买妇女后组成的家庭等。[5]新型家庭中的成员不仅平时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也负有一定的照顾、教育、扶养义务。某一成员在生活中完全可能以打骂、冻饿、侮辱、谩骂、有饭不给吃、有病不给治、强迫做超体力劳动、随意禁闭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折磨、摧残。如果不将上述人员纳入“家庭成员”的范畴，将不利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第二，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格局发生变化，并非只有家庭成员才可能生活在一起，虐待行为已突破了“家庭成员”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我们社会结构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6]在传统社会，不管这个圈子如何伸缩，亲疏关系永远都很明确。只有离中心最近的家庭成员才可能密切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扶养、照顾、教育义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解构，为了工作、生活、学习等，人们的流动性加强，这种差序格局也发生一定变化。有些离中心较远的非“家庭成员”，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与某个人密切生活在一起并相互负有一定的扶养义务。例如，师傅和与其一起生活的学徒工之间的关系。另外，随着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和社会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家庭保姆虐待儿童、养老机构的护工虐待老人、医疗机构的护工虐待病人、幼儿教养机构忽视或虐待婴幼儿等新现象，都不同于传统的虐待行为。
第三，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以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实际情况。除越南等少数国家的刑法典将虐待罪的主体限定为“家庭成员”外，大部分国家规定的虐待罪主体范围都比我国规定得宽泛，并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没有在刑法典中对虐待罪的主体范围作出任何限定，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和《菲律宾刑法典》。[7]第二种情况是虽将虐待罪的主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但其范围比较宽泛，并不限于“家庭成员”。例如《德国刑法典》中虐待被保护人罪的主体为对不满18岁之人或因残疾、疾病而无防卫能力之人负有照料或保护义务的人，或属于行为人的家庭成员，或是被照料义务人转让其照料义务之人，或行为人属于其在职务或工作关系范围内之下属；《葡萄牙刑法典》中虐待罪的主体为对行为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负有指导或教育责任的人，或者与未成年人或者无助人具有劳动关系的人；《意大利刑法典》中家庭虐待或者虐待儿童罪的主体为家庭成员或者因教育、培养、治疗、监管、看管、行使职业或者技艺等原因而负有一定照料义务的人；而《捷克刑法典》则是通过虐待被托付人罪和虐待共同居住人罪两个罪名将其主体限定为负有照料、教育责任的人或亲属或与其共同住所居住的其他人。[8]
因此，为更好规制目前频发的虐待类案件，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前些年，媒体经常报道的雇主虐待保姆案件，就曾引发一些学者对虐待罪主体范围的讨论。对于雇主与保姆、师傅与学徒工等在共同生活中出现的类似于家庭成员间的虐待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此问题的主要争议点是，把基于此类关系的人员纳入“家庭成员”之中是否合理。[9]笔者认为，不能通过扩大解释把上述人员简单归入“家庭成员”之列，否则可能导致解释的内容超出刑法规定用语的可能含义，从而难以为社会一般大众所接受。对此，可以将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扩大至“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即对被虐待人负有照顾、保护或者指导、教育责任的人。
就虐童行为而言，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有利于实现此类行为的犯罪化，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化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虐童行为的犯罪化有利于更好规制虐童行为，充分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和预防功能，强化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2）深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绝不能一味强调刑罚的轻缓化。从近期频发的虐童案件来看，刑法对其的规制似乎过于“宽缓化”，导致大部分虐童行为不能适用刑法进行规制，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有必要通过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将虐童行为犯罪化。（3）推进人权保障理念的执行，加强对儿童权利的保护。现行刑法中虽然已有大量保护儿童权利的规定，但是，仍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虐童行为亟需犯罪化，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对儿童的人权保护，以更好推进人权保障理念的执行。（4）促进与相关立法的衔接。建国以来，我国在儿童保护方面，有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大多从宏观层面进行政策性引导，不仅没有明确、具体的条文规制侵犯儿童的行为，而且对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定性不清晰，导致虐待儿童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困惑。因此，应尽快将虐待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以促进刑法与相关立法的衔接，更好地惩治虐童行为，保护儿童的权利。（5）有助于更好履行相关的国际义务。我国已经加入很多儿童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理应切实践行相关国际公约，以更好保护儿童的权利。尤其是在我国已经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背景下，更应通过不断完善国内的相关法律、制度，为全面保护儿童的权利提供有力保障。
二、“情节恶劣”的规定应否删除
刑法规定虐待罪的构成要件是“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对虐待行为的主要形式，学界并无太大争议，通说认为其表现为经常以打骂、冻饿、侮辱、谩骂、有饭不给吃、有病不给治、强迫做超体力劳动、随意禁闭等方法，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折磨、摧残。关于“情节恶劣”，通说认为其主要表现为虐待手段残酷，持续时间长，动机卑劣以及屡教不改，虐待老人、儿童、病人或者残疾而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先后虐待多人引起公愤等。[10]但对于此罪是否需要“情节恶劣”这一规定，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应取消“情节恶劣”这一限制条件，凡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就应按犯罪论处以降低其入罪门槛。[11]也有论者认为“情节恶劣”与告诉才处理的规定相矛盾，并且不利于保护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12]但是，笔者认为，现行刑法中不宜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情节恶劣”作为定罪情节，是区分虐待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并非任何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才能被规定为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2项已经将“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规定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般违法行为。如果不以“情节恶劣”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就无法将其与一般的虐待行为相区分。另外，如果删除“情节恶劣”这一条件，降低虐待罪的入罪门槛，无疑会给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带来巨大压力。把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消耗在处理一般违法行为上，将不利于集中司法力量打击那些社会危害程度严重的犯罪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儿女偶尔谩骂父母的情况也按照虐待罪来追究刑事责任，会导致极大的司法资源浪费。相反，如果将这种一般违法行为排除在犯罪圈外，交给行政机关处理，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又可以利用行政案件处理速度较快的特点，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维护家庭的稳定。
第二，即便从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之利益的角度看，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也并非是恰当的解决方法。由于虐待罪的被害人多属于弱势群体，而犯罪分子通常利用其在家庭中经济上或亲属关系上的强势地位来实施虐待行为，侵犯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虐待罪的相关规定必须切实保护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情节恶劣”的规定看似不利于对特殊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在本罪属于亲告罪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可能会推延司法机关的介入时间，并造成难以恢复的严重后果，更加不利于对上述弱势群体相关权利的保护。但是，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维系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在生存上往往完全依赖行为人，刑法介入过早可能将其与行为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彻底推向破裂，从而不利于其基本生活的保障。因此，删除“情节恶劣”的规定并不符合虐待犯罪案件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亲属关系的实际情况，反而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要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可以考虑通过其他的途径实现。例如，可以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或者通过加重法定刑的方式实现对其权益的保护。
第三，国外的立法经验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应否删除“情节恶劣”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借鉴意义。从境外的立法经验看，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典都没有将“情节恶劣”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例如《德国刑法典》中的虐待被保护人罪（第225条）、《葡萄牙刑法典》中的虐待罪（第152条）、《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的虐待罪（第117条）、《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典》中的疏于照顾及虐待青少年罪（第213条）、《意大利刑法典》中的家庭虐待或者虐待儿童罪（第572条）均规定此罪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虐待的行为即构成犯罪。[13]但是，这不符合我国刑法立法的基本特点，因而不能成为删除我国刑法中虐待罪“情节恶劣”的理由。由于国外的刑法往往倾向于扩大犯罪的处罚范围，即危害性并不严重的行为也会被视为犯罪来处理，其中的轻犯罪只相当于我国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因此，国外的刑法较少有“情节恶劣”的规定。但是，与外国犯罪构成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模式不同，我国犯罪构成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并定量”的模式。刑法分则中，除不法行为本身的性质已足以受刑罚惩罚的部分外，对大多数不法行为构成犯罪的，都以“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等形式进行定量限制，如果不法行为没有达到“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程度，就不构成犯罪。[14]我国的这种犯罪化模式虽然不包含一些危害程度较轻的不法行为，但是更符合刑法补充性、谦抑性的要求。
第四，“情节恶劣”这一规定虽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明确。首先，虽然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并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因此而考虑删除这一规定。“事实上，任何法律都避免不了使用模糊概念，因为法律所要处理的现象相当复杂，而且易于多变，立法者不能预见的情况相当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模糊概念，使法律具有一定的弹性，能使法律适应复杂现象与变化的形势，而不致损害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15]其次，为避免“情节恶劣”自身含义的模糊性和实践中的不易操作性，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定罪情节的具体内容就是通过司法解释得以明确的，例如，在1997年刑法典颁布实施不久，为正确处理挪用公款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公布了《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在第3条中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的情况进行解释。类似的司法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司法解释对正确适用相关法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明确虐待罪中“情节恶劣”的具体含义。
综上，考虑到“情节恶劣”在区分虐待罪与非罪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删除这一规定后可能带来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其作为虐待罪的构成要件。而为了避免“情节恶劣”这一规定带来的模糊性和不易操作性，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其具体含义。
三、虐待罪的法定刑应否适当加重
刑法中虐待罪的法定刑因基本犯和加重犯而有所不同，前者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后者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关于虐待罪的法定刑，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少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可适当加重其法定刑。其中，有学者通过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认为虐待现象还相当普遍，应对亲属实施的虐待、遗弃犯罪加重处罚。[16]有学者从亲亲原则出发，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过低，不利于维护亲情伦理。[17]有学者从“身份犯罪”出发，认为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是“亲权让步于人权”的结果，家庭成员也应拥有完整的人权，不能因身份而有所缺失。[18]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虐待罪法定刑的规定合理，反对加重其法定刑。有学者认为部分学者主张将其重刑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感性化的结果，不能因为对罪犯的憎恨就处以重刑，尤其是在罪犯和被害人之间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和亲情关系的时候。并进一步提出在家庭虐待的犯罪中，更需要的是对被害人的保护，对罪犯的挽救，对家庭的拯救。[19]笔者支持适当加重虐待罪法定刑的观点。并认为其法定刑过低，可能会导致如下问题。
第一，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虐待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又包括其人身权利。严重的虐待行为不仅侵犯了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更是侵犯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在亲权与人权的博弈中，人权不应该让步于亲权，即亲情关系的存在不能成为家庭成员逃避严厉刑罚的借口。相反，这种亲情关系理应使其承担更多的义务，也应使其对家庭成员的侵害行为具有更强的刑事可罚性。由于虐待罪中的受害人多是在家庭中经济上或亲属关系上处于劣势的人员，例如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因此，家庭中的成员应更好地履行对此类人员的教育、扶养、照顾义务。以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而虐待罪中的行为人不仅不履行其扶助义务，反而通过实施虐待行为侵犯上述成员的权益，严重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应判处较重的刑罚。
第二，从防治效果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遏制频发的虐待案件。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导致对相关行为人的处罚力度不够，既不能通过将刑罚适用于犯罪人，使其亲身感受到刑罚的痛苦因而不敢再犯，也无法使社会上其他潜在的犯罪人受到威慑从而不敢去犯罪。纵观近年来发生在幼儿园的虐童案，曝光后的当事老师虽然绝大部分都受到了处罚，但是，最为严厉的刑事处罚却少有涉及。即使有少数当事老师被判处刑罚[20]，其刑罚也偏低，明显暴露出刑法在震慑虐待行为人时力度的不足。如果没有严重的刑罚作为威慑，虐待儿童的行为将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虐待罪的立法情况，适当加重其法定刑，以实现良好的防治效果。
第三，从罪刑均衡的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1997年刑法修改时，就曾有学者认为在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其最高法定刑为7年有期徒刑，显然偏低，尤其是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更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与过失杀人罪的法定刑也不协调，故主张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但意见没有被采纳。[21]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虐待罪的法定刑过低妨碍了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首先，在虐待罪内部，本罪直接侵犯的法益虽然只是受其虐待的家庭成员的人身权，但同时往往侵犯其他家庭成员的居住安宁和身心健康，尤其会对家庭中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使得其虐待行为具有更强的刑事可罚性。但是，虐待罪基本犯的法定刑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无法与此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其次，在虐待罪与其他同类犯罪的关系上，对其设定过低的法定刑难以保持其与其他同类犯罪之间的罪刑均衡。仅就本罪的基本犯而言，若与同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的其他罪名相比，它比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的法定最高刑都轻。就其结果加重犯而论，如果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相比，虽然两者都包含了“致人死亡”这一重结果，但是虐待罪不仅致人死亡而且严重违背家庭伦理，理应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更高。但实际上，两者的法定最高刑完全相同，均为7年。而且，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最低刑还比虐待罪结果加重犯的法定最低刑高。在这种情况下，对虐待罪设定较低的法定刑，容易导致罪刑失衡。
第四，从借鉴境外立法经验的角度看，可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国外大部分国家都对虐待犯罪处以较重的自由刑，例如《德国刑法典》中虐待被保护人罪的法定刑为6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此罪加重犯的法定刑为1年以上自由刑，此罪基本犯未遂的也要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中虐待罪的法定刑为3年自由刑，而虐待未成年人为其加重情节，需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自由刑。我国港澳台地区对虐待罪刑罚的规定也较重，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中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的法定刑为循公诉程序的监禁10年，循简易程序的监禁3年；《澳门刑法典》中虐待未成年人、无能力之人或配偶又使之过度劳累罪的法定刑为1年至5年徒刑，此罪加重犯的法定刑为两年至8年徒刑或5年至15年徒刑；“台湾刑法典”中妨害幼童发育罪的法定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
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立法结果。但在当前背景下，虐待案件频发，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突出问题。无论是从人权保护、犯罪防治、罪刑均衡的角度看，还是从借鉴境外立法经验的方面看，我国都应该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在设置虐待罪的法定刑时，不妨将其基本犯的法定刑规定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将“致人重伤或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单独列为一款，从重处罚。
四、结语
据有关媒体报道，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的当事人已被警方释放，因为刑法没有对非亲属虐待共同相处人员如何处置的问题作出规定。但此案充分暴露出现行刑法在儿童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改进儿童保护之刑事立法，才是有效惩治和防范此类不法行为的长远之计。因此，本文尝试以此类虐童案件为契机，对虐待罪立法诸问题的完善进行探讨，以期能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当然，刑法的规制并非解决虐童问题的唯一方式，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举报和监督机制，才是保护儿童权利的有效途径。纵观世界各国对虐童行为的法律规制，可以发现，只有具备一套完整、成熟的法律保护体系，才能够有效维护儿童权益。故而在对我国虐待罪的立法规定进行完善的同时，也应建立和完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并正确处理好刑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广东省保守国家秘密实施细则
广东省政府
广东省保守国家秘密实施细则
广东省政府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广东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保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经常进行保密教育和检查，落实各项保密措施，及时查处泄密事件，表彰和奖励在保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第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必须自觉遵守保密法律、法规，接受保密教育和监督，严守国家秘密，对各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违法行为，坚决予以制止、举报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第四条 省、市、县（区）各级保密工作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主管保密工作的职能机构。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保密工作的方针、政策、决定、指示，组织完成同级政府和上级保密工作部门交办的保密工作任务；组织和监督保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指导、协调本行政区域所辖各单
位的保密工作；开展保密宣传教育；组织保密检查，及时解决保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职权范围内，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保密技术工作；组织、监督本行政区域所辖各单位对发生泄密事件采取补救措施，依法进行处理。
各机关、单位的保密委员会（领导小组）负责管理本机关、单位的保密工作。由专人或指定人员承担日常保密工作。其中涉及国家秘密较多、业务范围较广的，应当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保密工作办事机构或配备专职保密干部。
县以上（包括本级在内，以下同）各业务主管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主管或者指导本系统的保密工作，对下级业务部门的保密工作负有指导、监督和检查的责任。
第五条 各机关、单位对所产生的国家秘密事项，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并按规定在国家秘密载体上标明。
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应当将拟定的密级和保密期限，依照下列规定申请确定：
（一）属于主管业务方面的事项，应报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上级主管业务部门确定。
（二）属于其他方面的事项，经同级政府保密工作部门审核后，拟定为绝密级的，须报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拟定为机密级的，由省保密工作部门确定；拟定为秘密级的，除广州和深圳由该两市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外，其他单位均由省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六条 涉外活动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接待境外人员参观、访问的单位，应当明确规定介绍口径、参观范围和路线等。向境外人员介绍情况时，不得涉及国家秘密。属于国家秘密的场所、部位、设施以及军事禁区等，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让境外人员参观。
（二）与境外商人洽谈业务时，不得在不利于保密的场所进行；不得涉及属于国家秘密的对外经济贸易计划、对策、方案、措施以及与洽谈项目无关的事项。
（三）会见境外人员、陪同境外人员参观游览、进入境外单位驻我方机构以及参加有境外人员在场的宴会和其他活动，不得携带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
（四）出境的团、组和个人，不得擅自携带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确需携带与业务有关的密件出境的，除经国家有关部门特许的单位和船只外，均须依照国家有关保密的管理规定，经同级政府保密工作部门向有核发权的保密工作部门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
密出境许可证》手续。携带出境的密件须严加保管，或者交我驻外机构代为保存，不得遗失，不得向境外人员泄露和提供。回境内后，须及时向原发证保密工作部门办理核对注销手续。
（五）属于国家秘密的资料，不得擅自对外提供。因对外合作的项目确需向外方提供的，须事先报经有批准权的主管部门审批，涉及几个部门的由市以上保密工作部门进行组织、协调，并在合同中订明外方承担保密义务的条款。对外提供的国家秘密资料，原则上供外方在我境内从事业
务工作时使用；外方确需携带出境的，应当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出境许可证》手续。
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中，外商需携带我有关批文出境的，应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六）接受、接待境外留学生、实习生、进修生、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等，接受、接待单位须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由我聘请的境外专家，可根据工作需要，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有选择地让其在工作中使用与业务有关的秘密级、机密级国家秘密资料，并要其承担保密义务；绝
密级的以及与业务无关的其他密级资料，不得让其使用。对聘请专家的情况，未经主管部门和本人同意，不得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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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邀请或者接受境外记者进行采访、录音、录像或者拍电视、电影等活动的单位，须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对未经批准而到我内部单位要求从事上述活动的境外记者，不予接待。对境外记者的电话采访，一律拒绝。
（九）未经省测绘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人员都不得邀请境外机构和人员在我省境内陆地、海域和空中进行测绘活动。
（十）对来华外国要员的活动情况，须严格保密，不准随便泄露。
（十一）对境外人员向我捐赠或者提供资料、样品等情况，不得随意向外透露；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并征得本人同意，不得公开报道。
（十二）对中外合营的企业，不发给国家秘密文件。我方人员需阅读秘密文件的，由其上一级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我方人员召开的涉及国家秘密的会议，不得让外方人员参加。在外方人员面前，不得谈论国家秘密。
第七条 科学技术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开的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录像、展览等，不得涉及属于国家秘密的科学技术内容。
（二）属于国家秘密的科学技术项目、诀窍、工艺流程、产品配方等，未经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向境外人员介绍或者让其参观。
（三）到境外学习、进修以及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人员携带的科研论文、资料和其他物品，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四）与境外机构合办、到境外举办以及参加国际的科学技术展览会、博览会和技术表演会等，须按隶属关系报省科技、经贸部门审批。其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五）国家秘密技术的出口，承办单位除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发给《国家秘密技术出口批准书》外，还须向有核发权的保密工作部门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出境许可证》手续。
（六）对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经济利益需要保密的发明创造，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申请保密专利，不得向外国或者境外其他地区提出专利申请。
（七）从境外得到的科学技术资料和设备，凡需要保密的，不得对外泄露。
（八）科学技术人员参加涉及国家秘密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评审工作时，须切实做好保密工作。
（九）国内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国家有关规定，有偿使用外单位属于国家秘密的科学技术资料时，须承担保密义务。
第八条 经济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属于国家秘密的各种计划、统计资料，不得擅自公开发表或者向外透露。确需公开发表的，应当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1．属于绝密级的，先征得该资料的主管部门同意，其中全国的分别经国家计划、统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本省的分别经省计划、统计部门审核，报省政府批准。
2．属于机密级的，先征得该资料的主管部门同意，其中全国的分别报国家计划、统计部门审批；全省的分别由省计划、统计部门审批；市、县的分别由市计划、统计部门审批。
3．属于秘密级的，单项的由该资料的主管部门审批。综合性的，其中全国的须分别经国家计划、统计部门审核同意；全省的分别经省计划、统计部门审核同意；市、县的分别经市、县计划、统计部门审核同意。
（二）统计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使用的尚未公开的统计数字，在公报发表前，仍须保密。要公开发表这些数字，属于单项的，须经该资料的主管部门同意；属于综合性的，其中全国的须经国家统计部门审核同意，全省的须经省统计部门审核同意，市
、县的须经市、县统计部门审核同意。
（三）对属于国家秘密的国土资源、地质矿产、测绘、水文、气象等资料，确需公开发表的，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其中测绘资料则须经省测绘部门进行保密技术处理。
（四）对调整物价等容易在社会上引起敏感反应的事项，在国家公布以前，不得泄露。
（五）有关在国际市场上较为敏感的商品的国内短缺量、需求量以及当年计划产量、进口量等，未经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公开发表。
（六）有关专运、特运、军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运输，须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七）担负民品生产的军工厂，应当坚持军民品有别的原则，对需要保密的军品生产，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对外开展技术合作交流及接待境外人员参观。
（八）保密产品在研制、生产、维修、保管过程中，须加强保密措施。对报废的保密产品，应当妥善处理。保密产品的运输，要派专人押运，必要时采取武装护送。
第九条 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新闻、出版部门应对需要公开报道的稿件和出版的书籍进行保密审查，防止泄露国家秘密。对保密内容不明确的，则应征求被采访单位的意见，或者直接交由被采访单位审查。
（二）单位和个人投给新闻、出版部门公开发表的稿件，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军事等方面内容，是否需要保密不明确时，须经本单位负责人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保密审查。
（三）记者因工作需要参加涉及国家秘密的会议或者接触被采访单位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未征得会议主持机关或者被采访单位同意，不得公开报道；从会议或者被采访单位带回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须交本单位保密室登记保管。
（四）任何人员未经批准都不得将自己所接触的本单位或者外单位涉及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等，写成稿件向公开发行的报刊投稿或者编入公开发行的书籍之中。
（五）凡属于国家秘密的宣传资料、书刊和音像制品等，应当按照制发单位规定的范围进行宣传，不得擅自扩大宣传范围。
（六）凡涉及国家秘密的书刊和音像制品等，不得公开出售。
（七）举办各种公开性的展览，在展出前须经主管部门对展品和说明进行保密审查。涉及国家秘密的展览，应当明确规定参观范围。
第十条 电信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传送涉及国家秘密内容的电信，应当采取保密措施。
（二）任何单位和人员不得使用无保密措施的有线电通信、无线电通信设备传送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
（三）明码电报和普通传真电报不得涉及国家秘密。严禁密电明复，明密混用。密码电报原文不得印成文件下发，不得复印和传抄，不得在无保密措施的电话中传递，不得用明码电报和普通传真电报转发，不得在报刊上转载。
（四）省、市涉密较多的重要机关和保密场所从境外购进或者赠送的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以及其他物品，须经安全保密技术检查后方可使用。
（五）凡新建外国及境外其他地区驻我方的常设机构和接待境外人员的宾馆的选址，承办单位应当征求保密工作部门的意见，并按照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省、市领导机关以及要害部门和涉密会议场所，距离原有的上述建筑物太近的，应当采取保密措施。
第十一条 使用电子计算机存贮、传输、处理国家秘密信息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涉密的电子计算机房，应当设在有利于安全保密的地方，建立和健全机房管理制度。
（二）使用进口的电子计算机处理国家秘密信息时，须事先经安全保密技术检查。
（三）涉密的电子计算机信息在存贮、传输、处理时，应当采取保密技术措施。
（四）对涉密的电子计算机信息载体，应当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并视同秘密文件、资料进行管理。
（五）对涉密的电子计算机，应当针对电磁波辐射的不同情况，采取必要的防辐射措施。
（六）对涉密的电子计算机的安装、调试、检修等，凡我技术人员能够解决的，不应让境外技术人员介入；确需请境外技术人员解决的，须在解决后经安全保密技术检查才可使用。
（七）对涉密的电子计算机管理、操作人员，须按照规定的条件选调，明确保密责任，严格保密纪律。
第十二条 召开会议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召开秘密性的会议，会前应认真研究安全保密措施，并对与会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宣布保密纪律。
（二）秘密性的会议应当在安全保密的地方召开；省、市召开秘密程度较高的会议时，须事先对会场进行安全保密技术检查，必要时设警卫人员。
（三）秘密性的会议必须明确规定参加人员的范围和条件，与会单位应当按规定的人员到会。会议主持机关应当制发会议证件或者入场券，开会时应当验证入场。
（四）印制会议秘密文件应当标明密级和保密期限，分发时须进行登记，并凭会议通知书或者介绍信履行签收手续。
（五）会议秘密文件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对绝密级的会议文件，在休会时须集中保管。
（六）秘密性的会议所用的扩音设备，须符合保密要求；严禁以无线电话筒代替有线扩音设备。
（七）与会人员和工作人员须严格遵守会议保密规定，不得泄露会议秘密。凡规定不准记录会议内容的，与会人员不得记录，不得录音。
（八）会议结束时，应当清点文件，清查会议场所及住地，以防文件散失。对发给与会人员的秘密文件，一般都应当收回（绝密件必须收回），需要发给与会单位的，须由机要通信部门传递。有些确需由与会人员带走的秘密、机密件，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与会人员带回单位后，
应当及时交保密室登记保管；会议主持机关也应当列具清单给其所在单位的保密室进行核对。
（九）会议的传达，应当按会议主持机关规定的内容、范围进行。
第十三条 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管理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县以上相对独立的机关、单位，应当配有专职人员负责本机关、单位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管理工作。各机关、单位的直属处、科、室以及城市街道一级单位和农村乡镇一级单位，也应当确定专、兼职人员管理国家秘密文件、资料。任用经管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的人员，须按规
定予以审查批准。
（二）印制国家秘密文件、资料时，除依照国家规定在封面或者首页的左上角标明密级、保密期限外，还应当在末页标明发行（阅读）范围、印制份数。不准复制、翻印，需要收回的，也应当作出明确规定。
一切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均不得委托未持有《国家秘密载体复制许可证》的非定点印制单位印制。
（三）收发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由保密室或者经指定的管理人员负责。但有关调查案件材料、人事档案材料、检举揭发材料以及银行密押、通信密码等，可由经办单位负责。领导同志的亲启件，由亲启者折封；若属于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的，拆封后应当交给保密室或者机要秘书登记
保管。
对发出、收进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应当逐件、逐页清点后，履行登记、编号、签收手续。
（四）传递国家秘密文件、资料一律不得通过普通邮政进行。
绝密件的传递，应单独密封，并附《发文回执》，交由机要交通负责或派人直送，实行二人护送制。
传递国家秘密文件、资料时，须履行登记、签收手续，并应使用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在传递途中不得办理无关事宜。
（五）阅读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应当按照制发机关规定的阅读范围组织阅读，不得擅自扩大阅读范围。
阅读秘密文件、资料须在办公室内进行。
组织传阅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由保密员或者机要秘书负责。
（六）复印国家秘密文件、资料，须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1．绝密件、制发机关规定不准翻印的机密、秘密件以及中央负责同志的涉密讲话记录等，不得自行复印；确因工作需要复印时，须经制发机关负责人批准。
2．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的机密、秘密件，不得自行复印；确因工作需要复印时，需经有翻印权的单位负责人批准。
3．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的机密、秘密件和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的涉密讲话记录，需要复印时，可分别由各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室）负责人以及省直厅局以上单位办公室负责人批准。
4．其他机密、秘密件，需要复印时，可由该件发至那一级的单位负责人批准。
5．复印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应当使用机关、单位内部的复印设备进行复印；严禁拿到社会上营业性的非定点复印场所复印。
6．复印国家秘密文件、资料时，应当严格履行审批、登记手续。复印件须标明复印单位、份数和日期，并同原件一样管理。
（七）汇编国家秘密文件、资料，须经制发机关或者其授权单位同意；汇编本的密级、保密期限和发行范围，应当以其中最高密级的原件所规定的来标明。县以下（不包括本级在内）单位不得汇编国家秘密文件、资料。
（八）由于工作需要暂时使用国家秘密文件、资料，须按照阅读的范围借用，经保密员办理借用手续。对借件须在办公室使用，并妥善保管；用完后，及时退回。绝密件和密码电报须经本机关、单位主管领导人批准才得借用，并在当天退回。
（九）外出时，不得擅自携带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因工作需要携带机密、秘密件的，须经本单位秘书部门负责人批准；绝密件原则上不准携带，确需携带的，须经本机关、单位主管领导人批准，两人同行，共同负责；对于携带外出的密件，须装在公文包（箱）内，妥善保管。出差到
达目的地后，应当将所带的绝密件交由当地单位保密室代为保管。严禁携带密码电报。
（十）各机关、单位的保密室和其他保管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的部位，应当设在有利于安全保密的地方，具有必要的保密设备。
（十一）涉及国家秘密的记录本、笔记本应当作为密件管理，不得遗失。
（十二）对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应当定期清查、清退。除制发机关规定清退时间的须按时清退外，一般情况下，各单位应当每季度清查一次，已办完的，退到县以上机关、单位保密室；县以上机关、单位保密室应当在年终或者翌年第一季度进行全面清退，清退时履行签收手续。绝密件
和发至省军级的其他密件，由制发机关或者其授权单位保密室直接负责清退。
（十三）机构撤销、合并时，原机构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移交给制发机关、档案部门或者合并后的新单位。移交时，须履行登记、签收手续。
（十四）经管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的人员调动工作时，须向接替工作的人员办理移交手续。
（十五）各级干部调动工作时，须将所使用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和涉及国家秘密的笔记本交回原单位。
（十六）销毁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由县以上机关、单位保密室负责。当年无保存价值的秘密文件、资料，一般应当在下一年度销毁。销毁前，须登记注销，经县以上机关、单位秘书部门负责人审批后，由两人以上共同负责销毁。送纸厂销毁时，须派两人以上在现场负责监销。绝密件
和密码电报须在本单位进行销毁。使用碎纸机销毁的，必须符合保密要求。
（十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国家秘密文件、资料出售给废品收购店和个体废品收购人员。
第十四条 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条件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授予奖状、奖品、奖金、记功、记大功、升级、升职、荣誉称号、通令嘉奖等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奖励。
对单位需要授予奖品、奖金、记功、记大功的，可以由上级单位或者所在政府授予，对个人需要授予奖品、奖金、记功、记大功、升级、升职的，可以由所在单位、上级单位或者所在政府按照人事管理权限授予。对单位和个人需要授予奖状、荣誉称号的，须由县以上保密工作部门或者
保密组织或者人民政府授予；需要通令嘉奖的，须由省人民政府授予。必要时，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和保密组织可以对保密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授予奖品、奖金等奖励。
对于发现他人泄露国家秘密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损失的，以及对于侦破泄露国家秘密案件有功的单位或者个人，发案单位可给予奖品、奖金等奖励。
第十五条 对有泄露国家秘密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关单位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三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依据被泄露事项的密级，分别给予行政处分：
（一）泄露秘密级国家秘密的，应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二）泄露机密级国家秘密的，应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三）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的，应给予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或者开除处分。
对有泄露国家秘密行为虽不够刑事处罚，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的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给予行政处分。
对初次过失泄露秘密级、机密级国家秘密，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未造成损害后果，情节轻微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酌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免予行政处分；对初次过失泄露绝密级国家秘密，本人能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证实未造
成损害后果，又能主动报告和检讨深刻，情节特别轻微的，也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上述条款的规定酌情从轻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 凡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参照第十五条规定，对责任者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
（一）对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及其载体不按照保密法规确定或者标明密级，泄露后使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损害的；
（二）单位负责人由于失职致使本单位发生泄密事件，后果严重的；
（三）对因严重违反保密法规规定致使国家秘密失去控制或者失去保障的。
第十七条 因违反保密法规泄露国家秘密，获得非法收入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单位或者有关执法机关依照规定负责追缴并上交国库。
第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发现国家秘密可能泄露或者已经泄露时，应当予以制止或采取以下措施：
（一）拾得他人遗失的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等，及时送交本单位保密组织、当地保密工作部门或者当地公安机关。
（二）发现他人出售或者收购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等，进行制止，并报告当地保密工作部门或者保密组织。
（三）发现他人在不适当的场合传播、议论国家秘密时，立即劝阻。
（四）发现盗窃国家秘密文件、资料等，将行为人连同物证一并送交当地公安机关，或者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第十九条 各机关、单位发生泄密事件或者案件时，该机关、单位的保密组织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事发后立即向同级政府保密工作部门报告，最迟不超过24小时；需由公安机关破案的，要同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
（二）迅速查明被泄露的国家秘密的内容和密级、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事件的主要情节和有关责任者应负的责任。
（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
（四）对责任者作出适当的处理。
第二十条 个人发生泄密事件或者案件时，责任者本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立即将事件的具体情节如实报告本单位保密组织；需由公安机关破案的，要同时向发案地点的公安机关报案。
（二）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1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