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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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



为了防范和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监控管理，提高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效率，总局制定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管理办法》，同时组织开发了与之配套的《协查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根据计划安排，总局决定于2001年
1月1日和7月1日，分别在“五省四市”和全国推广使用该《系统》。现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上报总局。

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打击防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违法犯罪活动，规范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以下简称协查）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或者县以上税务机关（以下简称受托方）必须依照本办法接受其他地区同级税务机关（以下简称委托方）的委托或者按照上级税务机关的布置，对有疑问的或者已确定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查证和处理。
第三条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和各级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必须设立协查岗位，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协查的组织、监控管理、考核工作。
第四条 协查信息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协查信息管理系统》网络（以下简称协查系统）传递，有关协查资料另行寄送或者报送。
第五条 同级税务机关之间的协查，采取直接发函复函的方式进行；上级税务机关组织的协查，采取逐级发函复函的方式进行。
第六条 委托方对有疑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向受托方发送《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函》（以下简称协查函），同时明确协查内容和要求。
第七条 委托方对已确定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向受托方发送《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以下简称通知单），并寄送已定性为虚开的书面证明。
第八条 受托方对有疑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查证以下情况：
（一）确认是否有开票企业，该企业是否有需要协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确认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伪，以及是否为废票或者丢失被盗发票。
（三）查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填开的项目内容是否真实准确。
（四）查证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交易是否真实；查证出口货物是否自产。
（五）查证票款结算是否相符，往来是否一致。
第九条 税务机关内部各机构需要委托其他地区协查或者报请上级税务机关组织协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稽查局确认，分别不同情况填制协查函、通知单或者协查报告，经稽查局长或者主管税务局长审批后，传递给有关地区或者报送上级税务机关。
第十条 应当报请上级税务机关组织协查的案件，案发地税务机关填写《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协查报告》（以下简称协查报告），经主管税务局长审批后逐级上报，上级税务机关应予及时审核处理。
协查案件价税合计在1000万元以上不满5000万元的，由地级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组织协查；价税合计在5000万元以上不满1亿元的，由省级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组织协查；价税合计在1亿元以上的，由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组织协查。
价税合计不足上述数额，但上级税务机关认为需要自己组织协查的，可以直接组织协查。
第十一条 受托方接到协查函或者通知单后，由稽查局长或主管税务局长签批。需要本级协查的，应及时进行分捡，并填制《协查处理单》报主管领导审批后，送承办机构实施协查；需要下级协查的，批转下级实施协查。
第十二条 受托方完成协查事项后，填制《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回复函》（以下简称回复函），经稽查局长或者主管税务局长审批后，传递给委托方，并按照委托方的协查要求寄送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受托方对有疑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在一个月内回复调查结果；对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在两个月内回复税务处理结果。遇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协查事项的，报上一级税务机关批准后，及时通知委托方。
第十四条 对受托方逾期未回复协查结果的，上一级税务机关应当催办，并发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催办单》。
第十五条 协查双方在传递协查信息时，均须由主管领导、经办人、录入员审核签字。
第十六条 协查函件和有关证据资料必须依照档案管理规定及时归档，同时备份电子文件。
第十七条 受托方应当就委托协查的全部事项进行调查，不得推诿、敷衍。对协查工作中提供虚假情况，泄露案情，以及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和主管领导的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协查工作进行逐级监控，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的回复率等指标逐级进行考核，定期通报协查情况。
第十九条 省级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应当在每半年终了后20日内向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报送《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情况统计表》。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规定，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协查系统运行之日起实施。



2000年11月6日
　　今年4月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征求意见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再次审议。后续审议稿延续了初次审议稿对民事证据种类和排序的修改，将“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至第一项。第六十三条被修改为：“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来源之一或者说可以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它的功能在于能够实现当事人参与诉讼，防止诉讼突袭，推动发现真实的诉讼进程，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然而，“当事人的陈述”重要性是否足以使之置于首位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的修改有待商榷：

１.“当事人的陈述”不能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哪些证据材料具有法定的证据资格，这八种法定证据种类应当依其对认定事实的重要性排序。民事法律关系是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而形成的。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载体而完成。这些载体直接反映了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可是，“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意思表示载体，而是纠纷产生之后对交易过程所涉及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述。因此，在认定事实时，法官首先考虑直接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或者说证据材料。只有在法官认为有强化心证的必要时，才会考虑“当事人的陈述”。民事诉讼制度设计对“当事人的陈述”甚为谨慎，要求法官通过其他证据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直言之，只有其他证据材料印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法官才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的一个环节。即使这一证据材料缺位，仍然不影响法官对事实的认定。

２.将“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违背了证据排序的内在逻辑 证据种类顺序应当遵从证据的客观性到主观性的逻辑。之所以坚持这一逻辑安排，是因为它符合法官认定事实的过程。司法的过程是，法官根据该证据种类逻辑安排所认知的事实涵摄到三段论的小前提之中，再根据作为大前提的法律得出结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官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确保认定事实的客观性、中立性。与之相对应的立法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体现。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种类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３.“当事人的陈述”所涉及内容具有补充性、辅助性 正如上文所述，“当事人的陈述”不是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载体，而是纠纷发生之后对意思表示的重述。这就决定了它对纠纷所涉及的事实只能起到补充、辅助证明的作用，这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可见一斑。《德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设置专节规定“讯问当事人”（包括第445、448等条）。该节分别规定了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询问当事人的规则、对方当事人拒绝的后果等。对当事人而言，应该由当事人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的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申请向法官申请对另外一方当事人讯问；对法官而言，经过言词辩论、证据调查之后无法获得足够心证时，不论证明责任归属而讯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法院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讯问当事人本人。在此种情况下，可以使该当事人进行宣誓”。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在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讯问当事人。2000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也在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目（勘验）之后增加了第367条“当事人讯问”。上述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当事人协助法官发现真实，迅速裁判，但是“讯问”也仅限于法院认为必要时。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都视“当事人的陈述”为补充性、辅助性证据，交给法官自由裁量决定。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把“当事人的陈述”由原来的第五项提到了第一项的原因，立法机关并未对此说明。因此，只能根据法条结构和法学知识推理修法意图：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它们都把“当事人陈述”放在首位，这与民事诉讼法理的辩论主义相契合。遵循这一思路，立法机关遂将证据种类的排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把“当事人的陈述”置于首位，与庭审两个阶段的对“当事人的陈述”的处理保持一致，以凸显民事诉讼辩论主义的特色。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草案对“当事人的陈述”排序的这一调整不仅与证据法理相悖，而且忽视了审判运作的规律。如果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意图强调“当事人的陈述”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那么，就应该设立相应的证明手段使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所阐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当事人的陈述”）相分离，因为辩论主义下当事人陈述有两个功能，即阐明案件事实的功能和证明案件事实的功能。由于两者交织在一起，有必要通过特定的程序机制使“当事人的陈述”的内容分离出来。譬如，当事人所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自认”，免除对方的证明责任，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还可以考虑借鉴国外和台湾地区立法例，通过法官讯问当事人的机制把当事人陈述涉及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陈述”内容剥离出来，这才是修改“当事人的陈述”最关键环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