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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

陈光中/郑旭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思潮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惨遭践踏，法学之花凋零殆尽，刑事诉讼法制与刑事诉讼法学也不例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从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逐步展开，与之相适应，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迅速复苏和发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二十年的回顾
这二十年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以前。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学的复苏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观念上拨乱反正并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文革”期间，不少正确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律师辩护、上诉不加刑等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黑货”、“右倾观点”而受到粗暴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认为这些原则和制度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冲破禁区，大胆探索，对这些原则和制度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论述和评论，并认为它们是衡量我国民主和法制健全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而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几个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知名专家还直接参与了立法工作。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不仅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应当遵循的规范，同时也为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其次，编写刑诉法学教程，初步形成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体系。50年代，我国刑诉法学者曾经参考前苏联的刑诉教科书，尝试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冲击，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刑诉法学教科书。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为出版我国自己的刑诉法教材创造了条件。张子培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刑事诉讼法教程》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阐述，对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也有所评介。此后，各院校陆续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但从体系上说都是大同小异，逐渐形成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体系。


第三，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专题探讨，把刑事诉讼法学进一步推向前进。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实践问题包括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问题，辩护律师的性质问题，辩护人对被告人未被揭发的犯罪事实应否保守秘密的问题，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问题，特别是共同犯罪同案人口供能否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的问题，免予起诉的存、废、改的问题，上诉不加刑的适用问题，等等。对刑事诉讼法学中某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也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如关于刑事诉讼主体问题，刑事诉讼形式问题，基本原则的体系问题，刑事证据的概念、特征问题，无罪推定、自由心证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问题，疑案如何处理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外国刑事诉讼法制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光中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陈一云主编的《证据学》，王以真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等。


第四，成立了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1984年以来，全国性的诉讼法学学术团体中国法学公诉讼法研究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诉讼法研究会相继成立。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诉讼法年会，讨论诉讼法学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的问题。诉讼法研究会及其举办的年会在推动诉讼法学的研究，促进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促进法学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相结合，培养年轻的诉讼法学者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到现在。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十五大为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因此也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与立法修改相联系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到了日程上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学术界对如何修改刑事诉讼法积极进行了研究。围绕这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对立法影响较大的是陈光中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出版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该修改建议稿与论证提出的重要立法建议大部分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和吸收，主要有：吸纳无罪推定原则精神，明确规定疑罪从无；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完善强制措施，废弃收容审查；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等等。立法对修改建议稿的吸收提供了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制建设服务的一个典型实例。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了及时总结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1996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管辖问题、律师和辩护人问题、强制措施问题、审查起诉问题、审查程序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送有关部门参考。与此同时，各地学者和司法实务专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探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第二，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一些年轻学者通过博士论文和专著的出版，对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刑事诉讼结构、目的、价值、程序公正等，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心鉴的《刑事诉讼构造论》、宋英辉的《刑事诉讼目的论》、左卫民的《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陈瑞华的《刑事审判原理论》等。这些著作有的论证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目的应当是追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结合，有的指出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是控辩平等，裁者居于客观立场，中国应吸收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有的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不外乎自由与安全，或认为价值应包含公正、秩序、效益等，有的则对审判的原理作了较深入的探究。这些著作不仅使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研究开拓视野，大放异彩，对立法、司法实践也无疑有所影响。


第三，对外国和台、港、澳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结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非常重视对外国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以期从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和借鉴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这方面的显著成果是组织翻译出版了当代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规则已经出版。研究外国刑事诉讼法的专著和教科书比较优秀的有孙长勇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程味秋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等。在此期间，刑事诉讼法学者大批赴外国和台、港、澳地区进行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还邀请外国的刑事诉讼法学者来华讲授外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如美国、德国、加拿大都有学者多次来我国讲学。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了两次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与会境外代表来自加拿大、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台、港、澳地区。会议对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刑事法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21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将继续深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依法治国的方略将大力实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刑事诉讼法学”的主旋律下，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将更加广阔、深入，走向新的繁荣、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学界近期应当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一）研究从刑事诉讼方面推进司法改革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他还指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领导地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注：江泽民总书记在1997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1997年12月25日《法制日报》。）本世纪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司法改革，第一次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清末，通过学习西方创建了中国的近代法制；第二次发生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解放初期，在摧毁旧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现在将要进行的司法改革则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成功修改就是一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目前，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中遇到一些问题，1998年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了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如管辖问题、强制措施问题、证明要求问题、辩护律师的阅卷问题、证人出庭问题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一步进行司法改革。


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这次司法改革中应当积极制造舆论，献计献策。我们认为，这次司法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是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如果司法公正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一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二是公开审判；三是加强陪审制度；四是加强法律监督。其中，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司法独立。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完全是司法本身职能的特殊性以及运作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要正确司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就必须给司法机关（或法官）以独立、依法裁决案件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页。）马克思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提出这个论断，但其精神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要做到司法独立，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如改变对司法机关的人权、财权的控制体制，改革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制度等等。这些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改革的目标，然后再逐步予以实现。
如何规划地方知识产权战略

王瑜


　　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产权成为主角。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重要财产，财富的多少以知识产权拥有数量以及质量来衡量；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业经营模式，市场的竞争不再比拼谁的资金实力强，谁的生产规模大，而是看谁对知识产权运用得最好；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哪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知识产权少，质量差，那么其核心竞争力就处于弱势地位，知识产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不同地方而言，知识产权同样是该地方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因此地方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成为各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各地方的产业已经形成群聚和集群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的工业生产只能沦落为代工厂，赚取微薄的加工费；零乱的产业布局将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将使地域内整体经济限于困顿。现代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同行是冤家”是传统定势，相同的行业在一个地域范围内进行扎堆，由此形成一个地方的经济特色产业，比如牙刷生产厂家扎堆在江苏的一个小镇——杭集镇，这个小镇生产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牙刷；打火机生产企业集中在浙江的温州，这里生产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打火机。这种同行业企业扎堆的现象称为产业群聚。同行业的群聚大大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形成规模优势，构成当地经济支柱，解决了当地大部分人口的就业，是主要的税收来源。一家大型企业的入住会带动许多该产业上下游企业围绕该龙头企业进行配套，形成以一家大型龙头企业为依托，连接上下游企业的产业集群，比如现代汽车入住北京的顺义区，带动了当地汽车相关配件的生产。无论是产业群聚还是产业集群都构成地方经济的支柱，为各地政府所推崇，各地政府纷纷调整产业结构，规划自己地区的产业群聚和产业集群。北京市各区县的经济规划中也逐步形成了各自产业群聚和产业集群。
　　但是产业群聚或是产业集群存在另一个风险，就是把鸡蛋都装进了一个篮子，这就要求地方必须高度重视，科学规划当地的产业群聚或产业集群，并使之进入良性的和可持续性的发展，良性和可持续性产业发展需要一个完善的运营管理模式，这个管理模式非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莫属，因此我国2008年推出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9年又要地方推行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地方产业群聚或产业集群分布图（举例）

如何制定地域性产业群聚/集群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规划的重点

　　地方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应当根据当地产业群聚和产业集群整体发展规划进行重点设计。
　　当工业产业已经在各地方形成了群聚和集群，当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间的竞争工具，已经成为各地方的核心竞争力的表现，在知识产权高度受重视的今天，政府考虑的不应再是对知识产权单纯地进行法律保护，不再是简单地用金钱奖励的形式刺激企业粗放、零散地进行创新，对知识产权战略必须要有全新的思维。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在2008年颁布，2009年将着重推行地方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而地方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的重点将是对当地产业群聚和产业集群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

规划的要点

　　产业群聚和集群在知识产权方面都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对其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必须以该特征为要点进行。
　　产业群聚基本由相同产业的企业构成，那么其在创新方面就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创新的技术很容易成为共性技术，意味着一个创新可以使用于产业群聚的所有企业，这将大大降低整体创新的成本；意味着由政府出面整合单个企业零散的创新行为，将产业群聚中的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单个企业无法完成的产业技术发展规划成为可能。产业集群和产业群聚有些不同，集群主要由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政府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可以从龙头企业入手，工作相当群聚要容易开展一些。无论是产业群聚还是产业集群，其知识产权战略规划一般都由以下几大要点构成（本规划未涉及商标/品牌）：
1、建立当地产业群聚的专利信息数据库；
2、利用庞大的专利数据库进行定向检索，再进行专利分析；
3、制作专利地图，规划产业群聚的技术开发方向，指导群聚企业进行创新，共同研发新技术，开发出有价值的前沿而且适用群聚产业的新技术；
4、规划最优的开发模式。
利用群聚中各企业的比较优势，对群聚企业内部进行合理分工，使得各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长项在各自优势领域进行创新，再将技术进行优化组合，集成为专利池或上升为产业标准。
5、设计最大效益的使用规则。
充分发挥创新技术的边际效益，制定群聚中企业共性技术和其他技术的许可使用规则，使得单个企业单个创新在群聚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将单个创新技术放到整个产业群聚中，使效益最大化；
6、组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最大限度应对知识产权纠纷。
组成当地产业群聚的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对内共同维护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规则，对外共同打击侵权行为，使得产业群聚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得以与大型跨国公司形成抗衡；
……
※：地方知识产权战略规划方案可以适用于行业协会以及大型集团企业。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邮：5166221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