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关于试点企业集团若干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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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87年7月2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12月15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国务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推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每个公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夫妻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推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做到少生、优生、优育。
计划生育工作，坚持以宣传教育、避孕、经常工作为主的方针，辅以必要的行政、经济措施。
计划生育工作应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为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开展生产、生活、生育服务。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居住的我国公民、户籍在本省居住在省外的公民和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计划生育工作，负责实施本条例，将人口计划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把计划生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第六条 县级以上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同级计划、财政、工商、公安、卫生、民政、劳动、城建、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关职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实行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做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经常性的服务工作。
建立健全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充分发挥其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个体劳动者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应支持和配合政府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八条 逐步推行独生子女安全保险和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章 晚婚、晚育和节制生育
第九条 提倡和鼓励晚婚、晚育。
男女双方按法定婚龄各推迟三周岁以上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孩子的为晚育。
第十条 生育必须按计划进行。
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
不得非婚生育。
夫妻将子女送给他人收养的，不得再生育。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
（一）第一个孩子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的；
（三）农村人口中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四）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
（五）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为二等甲级以上的伤残军人；
（六）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军人的；
（七）农村人口中几个亲兄弟只有一个有生育能力的；
（八）农村人口中夫妻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的；
（九）盆周山区县和经省辖市（地区）批准的盆地内的山区乡（不含境内的平坝、丘陵、河谷地带）的农村人口中，缺乏劳力的独生女户；
（十）盆周山区县的边远高寒大山区的农村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户。
第十二条 婚后多年不育，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一个孩子后怀孕的，可以申请生育一个孩子。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
（一）因丧偶再婚的夫妻，再婚前丧偶一方子女不超过两个、一方无子女的；
（二）因离婚再婚的夫妻，再婚前一方只有一个孩子，另一方无子女的。
本条所称无子女，是指未生育、未收养和生育后子女死亡的。
第十四条 在四川定居的港、澳、台同胞和归国华侨，以及夫妻一方为港、澳、台同胞、归国华侨、外国公民的生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要求再生育一个孩子的，必须由县（市、区）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组织进行病残儿医学鉴定。其他任何单位、个人出具的鉴定不能作为依据。
第十六条 夫妻要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分别向各自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由女方单位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安排生育计划并发给生育证。
夫妻符合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条件并申请生育的，经女方单位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县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批准。县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应在接到申请的五个月内发出是否批准的书面通知，批准生育的发给生育证。逾期没有发出书面通知的，视
为批准。由此造成计划外生育的，应追究计划生育机构经办人员的责任。
符合本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规定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的，一般应有四年的间隔时间。
安排生育的，应由女方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张榜公布。

第三章 优生优育和节育措施
第十七条 各级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应围绕育龄人口的生育、节育、不育依法开展生殖保健服务，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第十八条 公民结婚登记前应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具体办法按照《四川省婚前医学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经法定机构认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男女，结婚后应及时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施行绝育手术；已怀孕的，应终止妊娠。
第十九条 公民应接受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或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应按期为已婚育龄妇女提供孕情检查的服务，已婚育龄妇女应予以配合；未安排生育的，应主动及时采取避孕节育措施；计划外怀孕的，应主动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孕情检查、落实节育措施的费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由所在单位在医疗费中开支，城镇无业人员和农村村民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
婚姻登记机关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向办理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免费进行有关婚姻、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教育。婚姻登记的育龄妇女的有关情况，由婚姻登记机关每季度抄送同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非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育龄夫妻接受孕情检查和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由居住地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与之签订计划生育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备案，协议的式样及
主要条款，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制定。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负责监督计划生育服务协议的订立和实施，对计划生育服务协议实施中的争议及时进行处理，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予以协助配合。
第二十一条 节育应采取综合措施，以避孕为主。提倡和鼓励有两个孩子的夫妻一方采取绝育措施。
免费供应育龄夫妻避孕药具。
第二十二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施行节育手术必须具备手术条件，并取得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证，其施行节育手术的人员应持有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发给的施术合格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施行节育手术应当符合国家或省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条件。
禁止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施行节育手术。
第二十三条 施行绝育手术后，因情况变化允许生育的，凭所在单位证明，经县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批准，在指定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或医疗单位施行吻合手术。
除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卫生主管部门批准，确有遗传性疾病等需要作胎儿性别鉴定者外，严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第二十四条 经县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确因节育失败而怀孕施行手术的或因节育手术引起并发症的，在治疗期间，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职人员视为出勤，工资照发；农村人口减免本人当年的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治疗费按节育手术费的开支办法处理。属于医
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部门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理。

第四章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第二十五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对象，是指离开户籍地的乡（镇）、城市市区异地居住的育龄人口（不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因工作、学习休假异地居住一年以下的）。
实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证明制度。
第二十六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由户籍地和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共同负责。以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为主，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协同配合。
流动人口的组织、用工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所需经费，以计划生育经费支出为主，流动人口适当交纳管理费。流动人口交纳费用的具体办法，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制定。
第二十八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纳入本省境内的暂住地和户籍地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作为对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整个工作成绩考核的内容之一。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九条 干部、职工晚婚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十天；已婚妇女晚育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二十天。婚假、产假视为出勤。
农村人口中晚育的，免去当年的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第三十条 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只有一个未满十四周岁的子女，已采取节育措施，不再生育的，由夫妻双方申请，所在单位核实，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批准，发给独生子女证。
第三十一条 计划内生育的孩子如系双胞胎或多胞胎的，不视为计划外生育，也不享受独生子女待遇。
第三十二条 凡取得独生子女证者享受以下奖励和优待：
（一）根据乡或单位的经济条件，每月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总和为五元至十元，从取得独生子女证之月起发至孩子十四周岁止。奖励金由父母所在单位各负担50％，在职人员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按财政部和省财政厅的规定开支；农村人口从乡（镇）统筹费或
乡（镇）村集体企业利润提成中开支，或以其它形式予以解决；城镇无业的居民从计划生育经费中开支；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取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中开支。
（二）农村在招收乡（镇）村集体企业工人及扶贫、划拨宅基地方面应对独生子女户优先照顾。
（三）在就医、健康检查、毕业分配等方面，同等条件下，对独生子女优先照顾。
第三十三条 对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单位和个人，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扬、奖励。
对本条例贯彻实施不力的地区或单位，由同级或上级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改进。
第三十四条 计划生育服务协议当事人一方违反协议的，另一方有权请求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责令违反协议一方继续履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第三十五条 计划外怀孕的，每月分别收取男女双方三十元至五十元计划外怀孕费，逐月征收，直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的，所收费用全部退回。
符合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条件但生育前未取得生育证生育的，征收三百元计划外生育费。
符合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条件但未到规定间隔时间生育的，除按第一款征收计划外怀孕费外，并按所差的时间，每月分别收取夫妻双方计划外生育费三十元至五十元。
第三十六条 计划外生育一个孩子的，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征收计划外怀孕费，并从孩子出生之月起，分别按夫妻双方当年工资总额或年总收入的20％至30％一次性计征七年的计划外生育费，其总额不得低于二千元，其中已按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生育后
计划外生育一个孩子的，其总额不得低于三千元；继续计划外生育的，加重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非婚生育的，按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和本条规定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
第三十七条 加强对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的管理。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挪用、挤占、私分。由省人民政府制定使用、管理办法。审计机关对其使用、管理进行定期审计监督。
第三十八条 收养他人子女期满六个月，未依法办理收养手续又没有正当理由的，视为计划外生育，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处理。
第三十九条 干部、职工计划外生育的，除按规定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外，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还应视其情节按省级有关部门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计划外生育的，由发现地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依照本条例处理，并由劳动、公安、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收缴务工证、暂住证和个体工商户异地经营证照。
流动人口在一地因计划外怀孕、计划外生育已受到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再受处理；但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未达到户籍地标准的，户籍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可以追收差额部分。
第四十一条 取得独生子女证后，经过批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从批准之月起，停止其独生子女的奖励和优待，退还独生子女证；未经批准生育的，除按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处理外，取消独生子女的奖励和优待，退还独生子女证和已领取
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
第四十二条 弃婴、溺婴或者虐待子女和生女婴妇女致残、致死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摘取宫内节育器、施行输精（卵）管复通手术，或在节育手术、病残儿医学鉴定中弄虚作假，或伪造、转让生育证等计划生育证件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对责任人处以非法所得五至十倍或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
人身伤亡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规、规章规定的计划生育工作职责造成他人计划外怀孕、计划外生育及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或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或在人口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由监察机关或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给
予行政处分；领导人员负有责任的，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二）侮辱、诽谤、殴打执行计划生育公务的人员的；
（三）扰乱计划生育部门的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计划外怀孕、计划外生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作出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特殊，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作出处理决定有困难的，可由居住地的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作出处理决
定。两个以上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指定处理。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应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按本条例作出的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理决定或对按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理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或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
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理或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理或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七条 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发现作出的已经发生效力的处理决定或处罚决定确有错误，应予纠正。
上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发现下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已经生效的处理决定或处罚决定确有错误，应予纠正。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自治州、自治县的计划生育办法，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四十九条 四川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就实施中的问题作出规定。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四川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解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条例公布之前的我省有关规定，凡与本条例相抵触的一律废止。

附：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计划生育工作应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为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开展生产、生活、生育服务”。
二、第十七条修改为：“各级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应围绕育龄人口的生育、节育、不育依法开展生殖保健服务，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做好母婴保健工作”。
三、第十八条修改为：“公民结婚登记前应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具体办法按照《四川省婚前医学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经法定机构认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男女，结婚后应及时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施行绝育手术；已怀孕的，应终止妊娠”。
四、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施行节育手术必须具备手术条件，并取得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证，其施行节育手术的人员应持有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发给的施术合格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施行节育手术应当符合国家或省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
“禁止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施行节育手术”。
五、第三十一条中的“不视为超生”修改为“不视为计划外生育”。
六、第四十条第一款中的“并由劳动、工商、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收缴务工证、异地经营证照和暂住证”修改为“并由劳动、公安、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收缴务工证、暂住证和个体工商户异地经营证照”。
第四十条第二款修改为：“流动人口在一地因计划外怀孕、计划外生育已受到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再受处理；但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未达到户籍地标准的，户籍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可以追收差额部份”。
七、第四十五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计划外怀孕、计划外生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作出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特殊，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作出处理决定有困难的，可由居住地的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
门作出处理决定。两个以上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对管辖权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指定处理。”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应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六条，即：“当事人对按本条例作出的征收计划外怀孕费、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理决定或对按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理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理或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
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理或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理或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原第四十六条及以后各条序号依次递加。
九、第四十六条中的“处罚决定”修改为“处理决定或处罚决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17日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 巍

摘要：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以目的条款为通常的表现形式，由特定的价值取向所支配并受制于本国的制度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以制止垄断、维护竞争和保护多元利益为基本的立法目的。但是，应坚持对中性的垄断进行适度地干预，对多元和多变的竞争进行全面而灵活的保护，并在认定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平衡。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导方向应该分别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依法规制垄断、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并基于这三大制度基础来构筑完善、系统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


导论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本文选取“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假设：①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并非空洞的宣言，而是具有实践价值的“元规则”；②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相似性，但没有两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同的；③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而价值取向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笔者立足于立法目的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和可商谈性，以反垄断法草拟稿的目的条款为参照系和逻辑起点，沿着“目的条款→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的思维流程，尝试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解析和完善。本文的形式目的在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实质目的在于反思当前反垄断立法的价值取向，而深层目的在于挖掘我国建构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希望下文的理论探讨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有所裨益。

一、目的条款中的立法目的

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作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形式上通常体现为目的条款，位列该法之首；在本质上则反映对特定利益的保护，奠定了整部法律的基调。反垄断法“这样在实体规范和执行方式都‘集大成’的法律，如果不能掌握其‘合目的性’的基本要求，依规范性质作好执行分工，很可能会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执行，使它成为一部最不经济的经济法。”[1]因此，通过对目的条款的优化设计，从而确立准确而又富有弹性的立法目的，这对于制定“优质”、“高效”的反垄断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目的条款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之中，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前立法中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但是，“垄断”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状态，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行为而非状态。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竞争垄断地位的内容。创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即创新的垄断，“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作为创新的结果，但并不因此限制其他人进入追逐垄断的创新过程。”[2]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反垄断法先进国家实际上已将垄断状态视为合法，这体现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放弃分拆“微软”的诉讼请求即是最佳例证。何况，在以自由竞争为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也不应将经营者在物美价廉基础上获取的垄断状态视为违法并予以制裁。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采取“禁止垄断行为而宽容垄断状态”的价值取向，既为竞争的经济秩序营造法治氛围，也为不断成型的规模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宜将笼统地“制止垄断”细化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界定“垄断”时对具体的垄断行为明确地加以限定，为执法和司法确立清晰的实体依据。即使要对特殊情形下的垄断状态予以规制，也应将其纳入到垄断行为的范畴，并辅之以可操作的标准。
另外，立法者应仔细思量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否竞争的价值就仅仅局限于“公平”？面对“公平”标准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别、不同法域中所具有的多重语境色彩，人们在纷纭的价值冲突面前又将如何抉择？事实上，“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3]，这一人类交往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在不同的经济时期赋予竞争不同的内涵。除了公平，自由、有序、和谐等也是竞争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人们已逐渐认同竞争在内涵外延方面所彰显的巨大弹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可暂不对“竞争”的外延作出限定，只概括地规定为“维护竞争”。必要时可在其他具体条款中对特定的竞争价值予以强调，或者在解释时适当地拓展竞争的价值空间。既然反垄断的目的在于解决抑制竞争的问题，而竞争并不必然就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因此，为了确保竞争的活力，干预是必需的。[4]由此可见，“维护竞争”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间接管制。因此，对竞争的“维护”应做广义理解，体现培育竞争、促进竞争、深化竞争等多重含义。但是，“看来减少竞争的经营做法实际上可能有其合理的目的”[5]，反垄断法在维护竞争时不应轻率地对市场进行干预。我国的反垄断管制也应确立必要的“合理规则”，对可能滥用的管制性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切实保障市场经济的自治基础——自由竞争。
反垄断法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草拟稿的目的条款确立了“多元”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不同的“利益体”均予以保护。在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间最基本的竞争无疑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分别涉及民众福祉和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对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最优化的市场理念。但是，对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则有待商榷。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容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不宜把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列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毕竟反垄断法不是“万能法”，立法目的也不是“百宝箱”。值得注意的是，“现今中国消费者政策已开始朝向积极的消费者政策转化”[6]，反垄断法应与其他法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加强分工协调，避免重叠或冲突。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则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作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二、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

由上可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既然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那么探求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就具有先导意义。下文将重点围绕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对反垄断立法的需求展开讨论，旨在反思国人对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这三大主题的价值取向。

1、制止垄断：垄断乃中性，干预宜适度

反垄断是一种不断地被锤炼和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政策：它来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市场制度的信仰，也来源于关于竞争性的市场并不一定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纠错的假设。[7]从字面上看，反垄断法的“反垄断”具有绝对性，似乎制止一切垄断，如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名称或目的条款中所宣称的；从内容上看，“反垄断”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仅仅制止特定垄断，如各国反垄断法通过界定关键概念（如“垄断”、“经营者”、“市场”等）、限定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确定合理原则、规定豁免情形、划定适用除外的范围等方式来调整规制的视阈。从效率的观点来看，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太高，因此一般的公共政策是要在可能的地方用竞争取代垄断，但取代垄断有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8]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稳定和成熟，人们对垄断、反垄断、反垄断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范式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即便是在反垄断法最发达的美国，一百多年来有关“反垄断”价值取向的纷争也从未停息过。“市场中人大概无不偏爱垄断。”[9]人们在表面上钟爱竞争而痛恶垄断，但在内心深处对垄断的情结则是复杂的和微妙的。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加之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不足，要求我国对“垄断”的定位必须是审慎的——既务实又前瞻。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可以把垄断视为中性的，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要求来适时调整对垄断的定位。
当然，对垄断的“中性”定位也并不排除反垄断法对垄断进行有侧重点、有针对性的规制，更不排除反垄断政策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的倾斜规制。垄断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其含义在西方各国也有所不同：在日本法中指垄断状态和垄断力的滥用；在美国法中指垄断化；在德国、英国、法国及欧共体法中则指垄断力的滥用。[10]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垄断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复合性：行政垄断堪称特色和重点，但它具有过渡性，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改革会逐渐趋于淡化；限制竞争的共谋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合并将会不断凸显，并成为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向和基本类型；其他垄断形态也会在市场的不断演变中渐渐显露，并被纳入反垄断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宜秉持“干预适度”的原则，在反垄断的类型、程度、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适度地管制，既有效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又充分回应今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毕竟“对市场垄断的评判，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企业、产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一项细致、艰巨的工作。”[11]我国的反垄断法还需要在理论、技术、经验、人才等方面进行长期积累，立法也不宜过早形成定论、定式。

2、维护竞争：竞争是多元和多变的，对竞争的保护宜全面而灵活

维护竞争可以说是反垄断法的初衷，但维护什么样的竞争却成了反垄断法永恒的主题。竞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即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12]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其他竞争的根源。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迫使厂商寻找更有效的生产商品的方法并且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13]另外，竞争还具有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的功能。[14]实际上，“竞争”已将市场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追求精妙地浓缩于其中，并成为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基本目标，正所谓“寓竞争于管制”。但经济的变幻使竞争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特点，这为反垄断法的保护机制提出了难题。一方面，自由竞争的价值取向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竞争目标；另一方面，公平竞争的价值取向已被人们认同为极为重要的竞争目标，并成为完善自由竞争的平衡器。除了自由和公平这两大基本追求外，竞争还被赋予安全、有序、健康、和谐等诸多价值取向，其中不乏具有各国本土特色以及带有浓重政策意味的价值取向。因此，竞争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不断变化。
正如垄断具有相对性，竞争也具有两面性，它们实际上都是双刃剑。竞争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自觉性与盲目性、合法性与违法性、建设性与破坏性，而反垄断法（竞争法）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弘扬竞争的积极功能而贬抑竞争的消极作用。[15]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造成对竞争的“饥渴”，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多以培育竞争、鼓励竞争、保障竞争为基调。而人们对竞争的认识又是千差万别甚至迥然相异的，尤其重要的是，存在着对竞争的积极方面认识不够和对竞争的消极方面估计不足的双重困境。笔者认为，以目前的竞争水平和认识水平来对多元、多变的竞争进行准确定位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我国的反垄断法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立法者可以确立一个“有容乃大”的竞争概念，用抽象的“竞争”涵盖多元和多变的竞争，并对其采取全面而灵活的保护。

3、保护利益：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二者之间宜平衡

经济利益既是推动竞争的原动力，也是一切竞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6]反垄断法的产生正是肇始于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并由保护经济利益拓展到对非经济利益的保护。随着广泛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渐次展开，这种深刻的复合型保护已经成为反垄断法的鲜明特色之一。回首当初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它总是与一个两难悖论相关：一方面，它为了保护消费者而禁止贸易限制和垄断，为了竞争所能带来的效率而试图维护竞争；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去保护小的企业，试图创造一个公平的比赛环境，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牺牲某些程度的效率。[17]消费者集团与受到侵害的企业倾向于支持反托拉斯政策，而许多企业则宣称这些政策影响了经济效率，政府在反托拉斯方面的努力也随着注重竞争与注重反托拉斯限制的效率成本的变化而时起时落。[18]时至今日，这一“两难悖论”仍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反垄断法的脉搏，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在效率与非效率两个极点间滑动，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言，笔者认同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即追求市场竞争最优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这二者可以分别被纳入效率与非效率的范畴，但将它们截然区分为效率与非效率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和非效率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已使二者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了。“反托拉斯法早于消费者运动甚久以前即已建立，因此我们应该无法说消费者保护运动是反托拉斯政策的指导理念。”[19]其实，消费者利益和其他非效率利益都是在效率利益之后出现并不断被重视的。由此可见，效率原则先于非效率原则产生，并且深刻影响着非效率原则的发展。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考虑，非效率原则对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保障效率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但不可否认，效率原则比非效率原则更具有先导性，反垄断法“应以经济效率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如果其效率之有无并不明显时，始考量其他次要目标：如保护中小企业、财富分配、消费者利益。”[20]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在“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宜坚持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原则，并在二者的相互契合中谋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偏好，它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我国继受反垄断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本土的制度基础上对舶来的反垄断规则进行比照、改造和融合的过程。既然价值取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受制于制度基础，那么对制度基础的考察就具有更深刻的“求知”意味。何况“在市场规则的选择中，必然有着某些非目的论的因素。”[21]反垄断法的制定、执行、修改、解释以及其他应急性的变动，并非都出于原有的立法目的或价值取向，而是实践基础上的“非目的性”经验设计。这种经验设计也是对制度基础的适应，并有可能在程序的促动下提升为价值取向或立法目的。因此，探讨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确立、完善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反垄断法旨在限制反竞争的行为，它的所有价值都维系于“竞争”二字。我国引进反垄断法正是为了满足当前经济转轨中对竞争的迫切需要，用法律构筑竞争制度、竞争系统和竞争秩序。而“竞争实际上是多维的，至少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这三方面的内容。”[22]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我国要构筑完善和系统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就应深入探讨反垄断法价值取向背后的三大制度基础，明晰它们各自的主导方向。

（1）经济制度的核心应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1993年“市场经济”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首要宪法基础，也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划定了最底线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和垄断经济，难于将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融于其中；而市场经济作为权利经济和竞争经济，则为反垄断法的诞生和运作提供了基本前提。与西方“自治→管制”的制度路径相反，我国实际上是沿着“管制→自治”的轨迹迅速前行的，并且呈现出管制与自治之间相互结合、渗透和促动的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管制实际上是自治的工具，“管制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私法自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23]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维护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不应使私法自治扭曲变形为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能限制在不侵害社会自治权的范围之内，对逾越这一范围的反垄断规制（无权干预和滥用权力）应加以限制，从而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均衡。

（2）法律制度的关键应是依法规制垄断。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另一宪法基础，也为依法规制垄断奠定了法治基础。法治理念下的约束权力旨在保障权利，反垄断法在依法授予反垄断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反垄断的权力，通过合法限度的干预来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垄断管制的原则正是在于用法律来确立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规则，同时明确人为垄断的反社会性质并宣布其非法，从而将非法垄断置于政府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由此来间接地控制垄断价格。[24]我国的反垄断法应以依法规制垄断为基准，坚持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划定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排斥一切法外“豁免”、“除外”等脱法的垄断。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任何法律主体都必须平等地接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不允许任何法外特权的存在。另外，市场的分散化意味着不同范围的垄断割据，意味着许多种相互冲突、矛盾和重叠的制度框架的存在和起作用。[25]因此，在WTO的框架下，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诸侯经济）要求统一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决不允许任何法律主体（尤其是特定部门、地区或行业等）对反垄断法进行分割（即规则的垄断）。依法规制垄断要求反垄断法树立极大的权威性和至上的效力，公正地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垄断与竞争之间形成必要的法律限度。

（3）政治制度的重心应是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在美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司法体系中；在中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中。[26]我国的反垄断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政治性集中表现在如何有效地规范行政行为。我国正在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联动效应的政治文明建设极大地推动着行政改革，这势必对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垄断不是件好事，它具有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力量的非民主倾向的色彩。”[27]而在我国民众的心目中，垄断的本身和背后常常浮现着行政的影子，既有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执行等一系列环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庞大的行政主体不仅可以通过“作为”来促成或维持自身垄断，而且可以通过“不作为”来助长或放任他人垄断。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在规制垄断中的法治和善治程度，“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28]政府身兼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准立法权）、解释者、执行者、裁判者（准司法权）等多重角色，应身体力行地维护反垄断法这一“公共物品”的竞争价值，防止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常表现出的“行政权的无序性和随意性”[29]，坚决制止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垄断谋取“私利”（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
总之，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否名副其实以及能否成为“活法”，关键要看整体的制度配套和衔接状况。“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一系列花长期才能建立的制度，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市场概念。而且，如果要经济走向繁荣，所有这些制度都必须运行得相当好才行。”[30]竞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一系列关联的制度来保障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者相互贯通和影响，从基础上决定着竞争的定位和效果。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从形式上和实质上真切地再现着上述三大制度共洽的内涵，这也是立法目的最基本的起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