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中国科学院佛山市合作项目管理工作规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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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２６号）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等８部规章的决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田凤山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
　　　　　　　 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等８部规章的决定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决定对《黑龙江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等８部规章作如下修改：


　　一、《黑龙江省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
　　１、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责令限期返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并按下列规定予以罚款：
　　（一）用于经营活动的，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
　　（二）用于经营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处以３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三）用于经营活动，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２万元罚款；
　　前款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２、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３、删去第二十四条。
　　４、第二十七条修改：“违反本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砍伐、修剪城市树木或者违反第二十一条（一）项规定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
　　５、第二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实施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


　　二、《黑龙江省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
　　１、删去第三十一条（四）项。第三十一条（八）项修改为：“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辅装场地，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以２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罚款。”
　　２、删去第三十三条（二）项。第三十三条原（三）项作为（二）项，并修改为：“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处以２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罚款。”
　　３、第三十四条修改为：“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以及擅自对主要街道的临街建筑物进行改建、外部装修、或封闭阳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或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拆除的，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４、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恢复原状，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黑龙江省实施〈城市供水条例〉办法》
　　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一）未按规定交纳水费的，限期补交所欠水费，按日加收所欠水费总额１‰的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罚款；
　　（二）擅自开闭阀门、改动计量水表的，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罚款；
　　（三）二次供水蓄水设施出水水质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处以１０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罚款；
　　（四）未办理用水手续，使用城市供水的，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１万元罚款；
　　（五）在规定的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危害供水设施安全活动的，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１万元罚款；
　　（六）擅自拆除、改装或者迁移城市供水设施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１万元罚款；
　　（七）擅自动用、损坏、埋压、圈占消防上水鹤（消火栓），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５０００元至１万元罚款；
　　（八）擅自将自建设施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供水管网系统连接的，处以１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九）未办理变更手续，擅自改变用水性质的，除补交供水工程建设有关费用外，并处以１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十）盗用或转供、转售城市供水的，处以３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十一）用泵在城市供水管道上直接抽水的，处以３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十二）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处以３万元至５万元罚款。
　　有前款第（一）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还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四、《黑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二）项修改为：“未经审核评价业务范围，擅自进行评价活动的，责令其停止评价活动，补办审核手续；对未经取得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的，处违法所得１至３倍的罚款；对取得环境评价资格证书，但评价活动超出规定范围的，处违法所得１至３倍的罚款。”


　　五、《黑龙江省测绘成果管理实施办法》
　　１、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市（行署）、县人民政府测绘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测绘成果管理工作。”
　　２、删去第五条第二款。
　　３、第六条第三款修改为：“只供本部门使用的专业测绘成果，可不汇交目录或副本。”
　　４、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测绘成果的管理单位应为使用单位提供服务。领取使用基础测绘成果，由领取单位向所在地测绘主管部门或本部门测绘成果归口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开具《领用保密测绘成果专用函》，详细注明用途、范围和数量，到省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领取手续。”
　　５、第十三条修改为：“提供测绘成果，提供单位应开具成果发送单一式三份（成果提供单位、库房和领取单位各持一份）。
　　领取使用保密测绘成果，领取单位应在领到成果后向开具《领用保密测绘成果专用函》的测绘主管部门或测绘成果归口管理单位登记备案，并按保密规定进行包装、传递、运输和保管。”
　　６、第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未经提供测绘成果的单位同意，不得擅自复制、转借、转让、转变测绘成果。”
　　７、第十五要第二款修改为：“销毁保密测绘成果，应当经测绘成果使用单位的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并登记造册和指派人员监销，有关登记册报提供该成果的主管部门备案。”
　　８、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合并，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复制、转借、转让、转卖测绘成果的，由所在地测绘主管部门责令纠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相当于测绘成果价格３倍以下的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理。”
　　９、第十八条（一）项修改为：“丢失保密测绘成果，或者造成测绘成果泄密事故的，以及对有关事故不查处的；”
　　１０、删去第十八条（四）项。
　　１１、第十九条（一）项修改为：“未按规定手续，擅自向国外或外单位提供内部使用的测绘成果的；”
　　１２、第二十条修改为：“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１５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六、《黑龙江省测量标志保护管理办法》
　　１、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市（行署）、县人民政府测绘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量标志的保护管理工作。”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条第三款：“乡、镇人民政府和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本辖区内的测量标志保护管理工作。”
　　２、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各项建设工程应尽量避开永久性测量标志。必须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或使其失去使用效能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向测量标志所在地的测绘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下列部门审核批准，并通知测量标志保管单位或保管人员后，方可拆迁：
　　（一）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设置的永久性测量标志，由省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转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军队设置的永久性测量标志，由省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转报军队测绘管理部门批准；
　　（三）其他永久性测量标志，经设置测量标志的部门同意，由测量标志所在地的地（市）测绘主管部门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３、第八条第二款修改为：“迁建费收费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４、第十二条修改为：“测绘单位建造的永久性测量标志，应按建造地点就近委托有关单位或人员负责保管。委托单位保管的，被委托的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保管。”
　　５、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委托保管永久性测量标志，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应签订《测量标志委托保管书》，并由委托方将委托保管书抄送有关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以及省、地（市）、县测绘主管部门。”
　　６、第十六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损毁或擅自移动地下或地上的永久性测量标志以及使用中的临时性测量标志；
　　（二）在测量标志占地范围内烧荒、耕作、取土、挖沙或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
　　（三）在距永久性测量标志５０米范围内采石、爆破、射击、架设高压电线；
　　（四）在测量标志的占地范围内，建设影响测量标志使用效能的建筑物；
　　（五）在测量标志上架设通讯设施、设置观望台、搭帐篷、拴牲畜或设置其他有可能损毁测量标志的附着物；
　　（六）擅自拆除设有测量标志的建筑物或者拆除建筑物上的测量标志；
　　（七）其他有损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７、第二十条修改为：“凡持有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测绘工作证》的测绘人员，因工作需要均可使用测量标志。使用时应事先通知测量标志保管单位，并接受保管单位或保管人的检查。”
　　８、第二十八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测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视下列情节分别处以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有损测量标志安全但尚未损毁测量标志的，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损毁测量标志使其部分失去使用效能的，处以２万元以下罚款；
　　（三）损毁测量标志使其完全失去使用效能的，处以２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七、《黑龙江省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规定》
　　１、第二条修改为：“本规定所称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管理，是指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建设项目的审批、设计审查、施工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建成后的管理以及防空地下室建设费的收取。”
　　２、第六条修改为：“在城市规划区域内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应建而不建防空地下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本规定的收费标准，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批准免建防空地下室或免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下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对不建防空地下室，不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可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并直接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３、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七条和第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又不缴纳易地建设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建设单位处以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建筑总面积每平方米２０元至６０元的罚款，对一个单位工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１０万元，并对主管负责人和当事人处以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罚款。”
　　４、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二款，防空地下室建设项目未经人防部门审批的，土地或规划部门擅自办理用地手续、城建部门擅自发放施工许可证、建设银行擅自拨款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依法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的罚款；对单位处以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５、增加一条作为三十三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黑龙江省环境监理办法》
　　１、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各级环境监理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受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视情节轻重，可以现场处以１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罚款。”
　　２、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受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由环境监理机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处５００元至５０００元罚款。”
　　３、第十六条修改为：“排污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不按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的，环境监理机构受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处１０００元至１万元的罚款。”
　　４、删去第十七条。
　　此外，对８部规章的条文顺序和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