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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北川羌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2006年2月18日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6年7月28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北川羌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四川省绵阳市管辖区域内北川羌族人民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除羌族外，还居住有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驻曲山镇。


　　自治县的区域界线如需变动，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与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条　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第四条　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民主、文明、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


　　第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下，有权制定特殊政策和采取灵活措施，加速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机关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各民族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八条　自治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办事，实行依法治县。


　　自治县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九条　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民族歧视和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公民有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禁止非法宗教活动。


　　自治县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条　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中，羌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由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羌族公民所占比例应与其人口比例相适应，应当有羌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三条　自治县县长由羌族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应当合理配备羌族和其他民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行政，推动自治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十四条　自治县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乡，可以依法建立民族乡。民族乡人民政府的乡长应当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担任；其他组成人员也应当合理配备其他民族公民。


　　自治机关重视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乡、镇人民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自治县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设置、人员编制，制定具体方案，按规定程序报批。


　　自治县在录用公务员时，对羌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应按高于其人口比例的标准确定名额，择优录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或聘用人员时，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和聘用少数民族公民。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引进人才，培养各民族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离退休（职）人员享受国家和省政策规定的各项工资、福利与待遇。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应当有羌族公民担任院长、检察长或者副院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有羌族公民。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并对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公正司法，依法履行职责，为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审判和检察职能时，除执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四川省地方性法规外，还应执行本条例和自治县单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办理案件，法律文书使用汉文。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四章　经济建设和财政管理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按照国家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自治县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本区域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面向国内外市场，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综合开发并合理利用水力、矿藏、森林和旅游等资源。


　　自治县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自主地管理和保护境内的土地、森林、矿藏、水流、荒山、草山草坡等自然资源，依法确定和保障其所有权和使用权。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境内的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和市场需求，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时，享受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优先安排资源开发项目的照顾和中央财政建设资金、国债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等政策优惠。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因地制宜地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支持鼓励企业投资开发农业产业化项目，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确保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自治机关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提高土地使用效益，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统一管理和监督自治县内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规范的土地资本营运机制。


　　自治机关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耕地开发。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加强林业产业建设，坚持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科学合理地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深化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建立比较完备的生态体系和产业体系。


　　自治县鼓励各种社会主体、采取多种形式的绿化造林，实行谁造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变。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山、自留地或者承包地退耕还林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可以依法继承和有偿转让。


　　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抵押、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者条件。


　　自治机关贯彻落实扶持林业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在自治县辖区内收取的育林基金由自治县全额留用。因工程建设、开发项目征占用林地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自治县享受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返还照顾。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禁止乱砍滥伐林木和毁林开垦、毁林采石。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防治森林病虫害。预防森林火灾。加强对境内小寨子沟、片口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并依法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重视畜牧业发展，科学规划，合理发展畜牧业及相关产业链。加强畜禽疫病防治和品种改良，发展饲料和畜产品加工，提高畜禽产品质量，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


　　第三十一条　自治机关依法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发挥自治县水力资源优势，支持和鼓励县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按全县水电发展规划，采取多种形式投资建设电站。


　　自治机关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水资源制度。依法征收的水资源费作为自治县水资源的涵养保护和规划管理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自治机关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强化水土保持；鼓励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壤。


　　自治机关加强渔政管理。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充分利用河流、水面发展渔业生产。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保护、管理并合理开发本地方的矿产资源，支持各类经济组织依法兴办采矿企业，依法开采矿产。


　　自治机关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其余部分由自治县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和山地灾害的治理。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按规划开发旅游资源，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景观，发展具有禹羌文化特色的旅游产业。


　　自治机关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自治县兴办旅游业。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条件和需要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的交通、能源、水利、通讯、城乡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加大干线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养护投入的力度。鼓励经济组织和个人捐资兴修公路和兴办交通运输业。


　　自治县干线公路和乡村公路建设、养护，享受上级国家机关专项扶持和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优惠照顾。


　　第三十六条　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强化安全事故责任追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指导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讯事业，加强邮电通讯网络建设，更新改造城乡通讯设施。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和合作，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搞好招商引资。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兴办企业，并为其提供方便和给予优惠。


　　自治机关应当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健全面向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机制。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市场建设和监督管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体、私营经济等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民族贸易政策和实际需要，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县的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在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扶持。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支持下，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深加工项目，以满足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应当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发展地方气象事业，强化防震、防洪、抗旱减灾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自治县在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贡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利益补偿。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制定扶贫规划，从资金、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支持贫困村和贫困户发展生产。在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方重点倾斜。对失去基本生活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有计划的移民扶贫开发。


　　自治机关支持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法参与异地开发。


　　第四十三条　自治机关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环境优美、安全卫生的城乡集镇和村寨。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地方一级财政，是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地方财政，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均由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政府的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综合财政预算管理。


　　自治机关设立民族机动专项资金和预备费。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家、省、市确定的其他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及各项补贴的照顾。同时享受省、市对自治县共享收入全部返还的照顾。


　　上级国家机关下拨自治县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任何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或者挪用，不得用以顶替自治县正常的预算收入。


　　第四十六条　自治机关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的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自治县自有财力达不到同类地区人均费用标准的，不足部分报请上级财政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解决。


　　第四十七条　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由于企业、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的改变、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减收和因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政策性增支需要增加支出，本级财力无力解决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给予补助。


　　第四十八条　自治机关逐步增加教育投入，享受上级财政教育经费补助，使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增长比例，高于自治县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切实保障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投入，使在校学生人均的教育费用和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第四十九条　自治机关在经济建设和招商引资中，需要从地方税收上给予照顾和鼓励的，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减税或免税。


　　自治县坚持在资源开发地注册开发公司的原则，凡到自治县境内开发土地、水能、矿藏、森林、旅游、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企业，应当在自治县注册，并在自治县缴纳税费和接受自治县的税务、工商等行政部门监督管理。


　　自治县内各类经济组织在异地兴办的企业实现的地方税收收入，自治县享受按规定比例返还的照顾。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年度财政预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预算调整和年度财政决算，须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


　　自治县人民政府在每一财政预算年度内，至少两次向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五章　社会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依法管理自治县的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卫生、体育、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事业。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制定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教育发展规划和教职工的编制方案，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加强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


　　自治机关保障教育投入，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


　　第五十四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民族教育。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免除教科书费。在居住分散的地区，设立寄宿制学校，并对贫困家庭学生实行生活补助。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给予表彰奖励。鼓励教师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福利待遇从优。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加强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努力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自治机关积极引进和推广科学技术，扶持重点科研项目，开拓技术市场，鼓励科技创新，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在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发展具有地方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弘扬羌民族传统文化，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自治机关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依法取缔淫秽迷信物品的经营活动。


　　自治机关推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加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利用，重视史志编纂和档案工作。


　　第五十八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体质。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科普教育，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健全县、乡镇、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在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建设上给予优先照顾。


　　自治机关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和农村常见病的防治，积极开展妇幼、老年等卫生保健事业，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抓好职业道德教育，鼓励医务人员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和边远乡镇从事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补贴。


　　自治机关重视羌医等民族医药事业的继承和拓展，大力发展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加强对食品安全、公共卫生、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管理和监督。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个人依法开办医疗机构。


　　第六十条　自治县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自治机关加强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六十一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和省、市的帮助下，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特困群体实行医疗救助。


　　自治机关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加强劳动力技术培训，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管理。


　　自治机关重视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提供物质帮助和精神帮助。


第六章　民族关系


　　第六十二条　自治机关加强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政策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维护社会稳定。


　　第六十三条　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团结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建设自治县。在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特殊问题时，应当在尊重相互意见的基础上，充分协商。


　　在自治县境内居住十年以上的其他民族的公民，同等享受羌民族有关优惠政策的待遇。


　　第六十四条　自治机关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十月二十五日是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是羌族传统节日，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假日。


　　第六十六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的修改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解释权属于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六十八条　自治县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第六十九条　自治县管辖内的一切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学校等的公章、牌匾、文件、公告等应当冠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全称。


　　第七十条　本条例自2006年10月25日起施行。


法院司法能力之系统分析

论文提要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颁布前，我国法院司法能力建设处在摸索阶段。由于理论储备不足等原因，摸索阶段的司法能力建设是一种以法官为中心的建设模式，具有混乱、形式、片面、冒进、功利等不足，在总体上表现为系统观念的缺失。本文运用现代系统论，对法院司法能力建设问题进行尝试性研究。文章运用系统论的层次性分析了司法能力概念的层次，认为法院司法能力本质上是法院的整体功能，并在司法统计的角度是可以建立数学模型的；并继而运用系统论及其分支，分析法院司法能力从级别上呈现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构成上所具有的一般模型，并运用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等分析制约法院司法能力的各种因素，研究其发展的内部联动机制和外部影响机制。文章最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体现了系统论的基本要求，是今后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科学、系统的纲领性文件。进而提出法院司法能力建设是一项须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就贯彻以上意见开展司法能力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运用现代系统论研究司法能力建设问题，主张运用系统工程的方式来开展司法能力建设，诸多观点如司法能力建设中心从法官到法院的提升、建立法院司法能力的数学方程等都有一定的新颖性。


导言：司法能力建设中心从法官到法院的提升
就全国法院而言，“司法能力”正式成为司法改革的主流话语，始于2004年末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 肖扬院长在会上明确地提出人民法院要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从而吹响了全国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号角。此后，各地法院纷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就司法能力建设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落实。 2005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司法能力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具体内容以及基本要求进行系统的阐述，成为司法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从而揭开了我国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新篇章。总的看来，直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主要是处于摸索阶段。
摸索阶段的司法能力建设存在以下几点的不足：（一）缺乏系统的理论作引导，各地法院关于司法能力建设的提法和举措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在高法《意见》出台前，可谓处于“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即便《意见》出台后，笔者通过《人民法院报》和《中国法院网》检索，各地法院甚少有贯彻落实《意见》的举措。（二）司法能力沦为总结法院工作的时髦的符号，存在形式主义的倾向。我国的司法能力建设提出方兴未艾，尚有待组织开展，就有些法院在媒体上宣称：“司法能力建设尝到甜头”、“结出硕果”。不少法院提出要增强方方面面的司法能力，但具体的行动却未见开展，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三）当前的司法能力主要是以法官为中心来探索的。不少法院就如何提高法官司法能力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四）实施方式采取“运动战”的方式，主要通过开展业务竞赛、庭审观摩等途径来组织进行的，缺乏规范性的指导来引导。 概而言之，摸索阶段的以法官为中心的司法能力建设总体上呈现系统观的缺失：高法《意见》出台之前，全国法院司法能力建设可以说是一盘散沙，缺乏系统、全面的纲领性的规范文件予以引导，没有形成以最高人民法院为指导中心的有组织化、系统化的局面；法官司法能力的建设，忽略了合议庭、审判业务庭、审判委员会等其他法院机构的司法能力问题，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思维；法官司法能力建设也没有注意司法个体的多样性，无视院领导、庭领导、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的差别，存在“一刀切”的缺陷，司法能力建设的具体化不足；法官司法能力建设也忽略了书记员、速录员、办公室人员等其他法院辅助性、服务性人员的司法服务能力问题，从而使司法能力的范围显得狭窄而不完全；开展“运动战”式业务竞赛、庭审观摩，对于司法能力的提高而言，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行为，仅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事实上，当前司法能力建设以法官为中心是实践的偏差和误导，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出司法能力建设命题时，就很明确要求以法院为中心来开展的，高法其他领导阐述司法能力也均是从人民法院的高度展开的，高法《意见》更是以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和水平为目标的系统性和纲领性的规范化文件。因此，从法官司法能力建设到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提升，应该是司法能力建设的理性的正确的发展方向。高法《意见》颁布后，不少的法院开始着手研究和部署整个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
司法能力建设的中心从法官到整个法院的嬗变，实现了改造对象从个别到整体的转换，实现了个体分析到整体思考的思维方法的升华，从而对系统论的引入提出了要求并奠定了客观基础。
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它研究各种系统的共同特征，用数学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寻求并确立适用于一切系统的原理、原则和数学模型，是具有逻辑和数学性质的一门新兴科学。自1968年L.V.贝塔郎菲（L.Von.Bertalanffy）发表的专著《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 System Theory:Foudations,Development,Applications》）确立了其学科地位以来，现代系统论，改变了历史以来笛卡儿奠定理论基础地位的着眼局部、遵循单项因果决定论的分析方法的统治地位，实现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被喻为“当代的思想范式”， 并迅速应用到各学科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运用现代系统论，以法院系统为观察基点，就司法能力若干问题作些尝试性的研究，期望对我国法院系统司法能力建设的开展以及司法改革的深化能有所裨益。

一、 法院司法能力之本体分析
司法能力这个概念是古今中外从未出现过的，没有任何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资借鉴， 完全是我国司法改革上升到法哲学层面寻找推动力的产物。系统论认为，系统具有丰富的层次性，大系统是由小系统构成的，小系统则由更小的系统构成，甚至组成系统单位的基本要素还可以继续细分成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比如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则由电子构成，电子则由更小的单位夸克构成。从系统的层次性来看，司法能力这个概念也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其宏观的含义是指整个政法系统所具有的能力，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为五个方面的能力，即对敌斗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打击预防犯罪、驾驭治安局势的能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严格公正执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服务经济建设、促进改革发展的能力，包括公、检、法、司四大系统的司法能力。就我们法院来说，其中观含义就是指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根据高法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和《意见》，是指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依照法院机构的组成情况，法院司法能力还可以划分为院党组、审委会、各中层部门、合议庭和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司法能力，因此，司法能力的微观含义是指法官的司法能力。
法院的司法能力，我们认为是法院作为整体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审判权，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权、保障社会和谐发展、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过程中综合体现的素质、方法和技能。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法院司法能力是以法院作为国家机构所担负的职责为基础的。系统的功能论认为，系统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功能，因此，法院司法能力的本质就是法院作为国家机构所具备的功能，亦即法院在履行国家审判职责过程中所体现的功能状态。司法主体所具备的不同的权责，决定了司法主体不同的司法能力的性质和结构特点，这是司法系统的司法能力划分的主要依据。（二）法院司法能力具有明确的目标性。系统的功能性意味着，系统的存在并非是自生自灭的没有任何目标意义的“自组织”。法院作为司法制度的存在，属于“他组织”，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和国家实施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的暴力机器，其通过开展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商事审判、行政审判以及执行等工作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服务于国家对司法制度所设定的目标。（三）法院司法能力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根据系统论，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具有“1+1>2”的效应。法院的司法能力也不仅是法官或法院其他机构部门的司法能力的简单的加权，而是所有的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和组成机构相互协调、密切配合而总体呈现的功能效应。（四）法院司法能力具有丰富性，作为一整体结构的功能效应，它是法院队伍素质、司法方法、司法技能的有机统一。有人甚至认为，司法道德、司法品格、司法方法、司法环境、司法效率、司法质量、司法效果等都属于此一范畴。 （五）法院司法能力属于法律价值的范畴，是社会监督和评价的对象。法院司法能力如何，是由其行使审判职权的状态和效果决定的，具有客观性，但还是社会监督和评价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是主客观评价的统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法院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并向人大报告工作，因此人大对法院司法能力的评价是法院司法能力的主要衡量标准，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不是由法院自己或某些领导说了算。
法院司法能力命题与“公正与效率”的法院工作主题是一脉相承的，“公正”和“效率”分别从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两个纬度对法院司法能力进行衡量。从司法统计角度，法院司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量化、建立数学模型的。对法院司法能力进行量化有以下几个指标：（一）审结率。审结率反映一定时期法院受理案件和审结案的比例，审结案率越高，意味着在一定时期法院审结案件的数量就越多，法院的司法效率就越高，司法能力就越强。可见，法院司法能力与审结率成正比关系。（二）上诉及抗诉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和维持率。上诉及抗诉的改判率和发回重审率越高，一审审判的案件的质量就越低，从而体现一审法院的司法能力就越弱；相反，上诉及抗诉的维持率越高，意味一审的裁判是合乎法律促进公正的质量就越高，司法能力就越强。可见，法院的司法能力与上诉及抗诉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呈反比，与上诉及抗诉维持率成正比。（三）再审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和维持率。在再审程序作为对生效裁判的监督程序，其改判率、发回重审率越高，意味生效裁判的质量越低，司法能力就越弱；维持率越高，意味生效裁判的质量越高，司法能力就越强。法院的司法能力与再审改判率、发回重审率成反比，与再审维持率成正比。（四）执结率。一定时期的执结率越高，表明更多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得到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的程度就越高，司法权威就越高，司法能力就越强；反之，一定时期的执结率越低，意味“法律白条”越多，得到实现的生效法院裁判就越少，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的程度就越低，司法权威就越低，司法能力就越弱。司法能力与执结率是成正比关系的。5、申诉、信访率。申诉及信访案件越多，意味当事人服判息讼率越低，满意程度就越低，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司法能力就越弱。法院司法能力与申诉、信访率呈反比关系。当然，其中不乏有些“老赖”缠讼走极端的情况，因而申诉、信访率并不就与法院司法能力构成必然的反比联系，人民群众就法院裁判是否满意应以更广大的群众的意愿为参考标准，亦即与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大的评价为衡量依据。据此，我们可以建立法院司法能力评价的基本数学方程：法院司法能力=（审结率+上诉及抗诉维持率+再审维持率+执结率）/（上诉及抗诉改判、发回重审率+再审改判、发回重审率+申诉、信访率）。

二、法院司法能力之静态分析
由于法院具有不同的级别、层次和形态，法院司法能力就具有不同的类别；同时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构的存在，其具有复杂的内部构造，从而使法院司法能力具有复杂的内部构成。
（一） 法院司法能力的类型分析
根据宪法和法律，我国的法院系统由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以及各专门法院构成，并根据法律的规定行使不同层次的职权。如上所述，法院司法能力本质上是法院的功能效应，是与法院行使的法律赋予的职权为基础的。以其职权为基础，不同层次的法院，其司法能力就具体化地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第32条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二）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第33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据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的主要内容有：（1）法院管理能力。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处在全国法院系统的“金字塔”顶，肩负各级、各地法院的设置和管辖范围、法院管理规章等有关全国法院设置、管理的批准权等职权，代表国家行使对全国法院系统进行管理；（2）司法改革能力。司法改革是我国法院系统一段时期以来正在积极开展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在整个司法改革进程中，具有调研、宏观规划、组织部署等作用；（3）制定司法解释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处在法院系统的“金字塔”顶，决定它主要职能不是审理案件，而是站在法院审判工作的最高层，总结审判经验，就具体应用法律制订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具有对全国各级、各地法院的普遍的约束力。（4）审判指导能力。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最高审判权，是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就审判遇到的法律疑难问题，会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咨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制定司法解释的，予以具体的指导和解答。（5）审判监督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进行审判，行使审判监督的职权。（6）公正司法的能力（包括公正审判和公正执行两个环节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法律规定或者其认为应由其审判的案件，而且其判决是最高的、终局的，因而被认为是最公正的。
2、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8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三）对下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四）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同时，高级人民法院还结合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实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和部署，承担对全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系统进行管理，还根据最高法院的授权核准部分死刑案件。同时，高级人民法院还主要地承担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疑难问题请示的答复。因此，高级人民法院的的司法能力主要有：（1）法院管理能力；（2）司法改革的能力；（3）审判监督的能力；（4）审判指导的能力；（5）公正司法的能力；（6）核准死刑案件的能力。
3、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5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二）基层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三）对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四）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在实践中，中级人民法院主要是结合辖区情况具体执行上级法院司法改革和法院管理的要求，大多仅具有部署执行权。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主要有：（1）审判监督的能力；（2）审判指导的能力；（3）公正司法的能力。
4、基层法院的司法能力。《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1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审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基层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第2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除审判案件外，并且办理下列事项：（一）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司法助理员的工作；（三）在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授予的职权范围内管理司法行政工作”。据此，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主要有：（1）公正司法的能力；（2）调解的能力；（3）指导调解的能力；（4）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能力。
5、各专门法院的司法能力。各专门法院是根据其职能要求来设置的，其司法能力就体现为其职能的行使状况。（1）海事法院的司法能力。主要为公正审理海事、海商案件维护航运秩序、促进海运事业发展的能力；（2）铁路运输法院的司法能力。主要为公正审理铁路运输案件维护铁路运输安全的能力；（3）森林法院。主要是公正审理破坏森林犯罪案件保护森林的能力；（4）军事法院的司法能力。主要为审理涉军案件维护军事秩序的能力。
法院司法能力的类型分析的意义在于说明，不同类型的法院开展司法能力要结合自身实际来具体化地进行，避免脱离实际的“一刀切”的行为。当然，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进行类型划分，比如划分成东部法院司法能力和西部法院司法能力。这种分析的意义在于，揭示经济发展与法院司法能力的内在关联和我国法院的司法能力存在地域差别的实际，有利于西部法院汲取东部法院的经验提高自身司法能力，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二） 法院司法能力的模型分析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法院是以法官为基本要素组成的各类机构的制度复合体。法院整体的司法能力和内部各机构的司法能力并不是法官个体司法能力的简单相加，不同的组成机构担负不同的职能，发挥各自的司法能力，服务于法院整体，以形成法院司法能力的整体效应。
1、法院党组的司法能力。《意见》规定：“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载体，是党通过司法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是党通过司法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法院党组是法院的领导机构，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使对法院重要工作和事务的决策权力和管理权力，其司法能力主要是：（1）司法决策能力；（2）法院管理能力。
2、审判委员会的司法能力。《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据此审判委员会的司法能力重要是：（1）总结审判经验的能力；（2）对重大和疑难案件的公正司法能力；（3）对有关审判工作的讨论研究的能力。
3、审判业务庭的能力。各审判业务庭是法院为履行刑事、民商事、行政、审判监督等审判权能而设置的专门机构，因此其基本的司法能力就是公正司法的能力，包括：（1）刑事审判能力；（2）民商事审判能力；（3）行政审判能力；（4）审判监督能力；（5）执行能力。
4、法院服务性机构的司法能力。为配合审判工作的开展，法院还设置其他机构开展辅助性工作。（1）办公室的司法能力，主要是法院办公资源的安排能力和对法院各机构协调能力；（2）立案庭的司法能力，根据立案庭的职责，主要是审查立案的能力、复查案件的能力和审判流程管理的能力；（3）研究室的司法能力，主要是法院宣传的能力、信息报送能力、调研能力；（4）法警队的司法能力，主要是押送犯罪分子的能力、维护法庭秩序的能力和对法院工作的保安能力。
5、合议庭的司法能力。依照法律规定，合议庭是由三名以上奇数个审判人员或者人民陪审员按照多数决定原则审理案件的机构，其司法能力就是通过合议方式公正司法的能力。
6、法官的司法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法官具有多样性，包括院领导、庭领导、审判长、一般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可分为领导型法官和审判型法官。（1）领导型法官一般较少参加审理案件，主要行使对审判管理的指导权和法院司法行政工作的管理、领导权，主要司法能力包括院、庭长指导审判的能力和司法行政管理、领导的能力。（2）审判型法官的司法能力，主要是公正审理案件的能力和人民陪审员的陪审能力。
7、法院其它工作人员的能力，包括书记员的庭审记录能力和整理法院宗卷的能力、速录员的庭审速录的能力、文印人员的文印能力和司机的良好驾驶的能力，等等。
上述只是法院司法能力模型的框架性分析，当然每一结构类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还可以继续进行细分。模型分析的意义在于深入揭示法院司法能力的复杂的内部结构和构造，认识其各组成单位的性质、功能，为把握整个法院的司法能力奠定基础。

三、法院司法能力之动态分析
系统论认为，系统并非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其内部结构处在复杂的、非简单的线性互动状态之中，具有过程意义。
（一） 法院司法能力内部联动机制
作为系统论分支的协同学认为，系统的子系统和各组成单位、要素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则系统的功能才能得到良好的发挥，取得“1+1>2”的整体效应，“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就是系统协同的生动形容；反之，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处在紧张、冲突的内耗状态中，则系统就不能有效的正常运转、功能得不到良好的发挥，就会出现“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