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期短了还是长了——劳动合同法草案系列点评之六/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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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侦探”触礁法律

四川大学03级法律硕士 程似锦


近日，成都商报登出这样一则消息：“一个特殊的组织—成都女子维权调查中心正式成立。该组织负责人宣称：婚外债、家庭暴力、转移婚姻共同财产将成为其受理的主要业务；维权形式则包括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丈夫的婚姻过错各项进行取证，协调夫妻紧张关系等。这个组织的调查员即人们俗称的“爱情侦探”来自省内各地，清一色的女性，近九成是离异的人士。”这则消息一经公布，引起人们的议论纷纷。关于“爱情侦探”的出现，有人认为可以接受，因为能够自己的婚姻上的合法权益；也有人对此持否定的态度，毕竟婚姻是两人之间的事情，怎么好让外人插手......无论如何，在笔者看来“爱情侦探”的出现所引发了新的法律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笔者个人观点认为，调查取证权是指调查事实和取得证据的一种权利。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调查取证权即包括侦查权和狭义的调查取证权。在我国法律规定侦查权只有公安和检察院及国家安全部门等部门才能行使！狭义调查取证权行使主体法律也仅规定了法院和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以及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当事人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可见爱情侦探并不是行使的调查取证权的合法授权主体，那么“爱情侦探”所进行的调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就失去了成立的基础。
众所周知，隐私权是是国际人权公约公认的一项重要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对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或非法的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在我国，隐私权是指私人的生活安宁不受非法干扰，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采集、刺探和公开的权利，隐私是个人不愿为他人知道或了解的私人生活及其信息，包括个人的生理的、生物的信息等基于自然人人格尊严的私人生活领域。隐私权和人格尊严存在积极密切的联系，侵犯隐私权同时也侵犯了人格尊严.由于"爱情侦探"所要调查取证的证据的特殊性——他人私生活中对婚姻不忠的事实,而采取的调查取证的方式往往是跟踪、刺探、暗中拍照等侦查手段，触及他人的私生活方方面面，因而调查取证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和他人的隐私权保护发生冲突。与此同时对实际生活中婚姻不忠的事实和不忠事实以外的个人私生活有时难以区分的，这也就容易发生错判的可能性。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 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我们可以判定即便是夫妻双方都有相互尊重不得干涉对方隐私的自由，同样“爱情侦探”作为婚姻以外的第三人更不能经夫或妻一方授权就可以去侵犯另一方的隐私。
我国[婚姻法]经修改后增加了第四条规定：“夫妻双方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是[婚姻法]的一条指导性原则。各国民法典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212条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忠实、帮助、救援的义务”。夫妻之间信守忠实和相互尊重，这是婚姻幸福的基础，也是夫妻双方关系和谐，家庭互睦的前提，它既是道德标准又是法律要求。如果夫或妻的一方仅凭自己对另一方的怀疑而聘请“爱情侦探”去调查对方的私生活，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背的夫妻双方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法律原则，也是一种夫妻之间不忠不信的表现。所以聘请“爱情侦探”的结果最大可能是非但不能维护夫妻之间的和睦、家庭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加深了夫妻之间的裂痕，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婚姻是一叶舟，夫妻是舵手。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二人真诚配合，患难与共”这是一段形象的比喻。真正幸福美满的婚姻关键在于夫妻双方相互理解支持和彼此的互信。当然，即便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双方可以选择离婚，这是法律赋予的离婚自由的权利，但是，也不必让一个夫妻双方的局外人介入其中。
应当说，在今天“爱情侦探”现象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近年来，随着国门开放，西方“性自由”主义思潮的也开始冲击我国的传统的婚姻家庭。一时间，诸如婚外情、包二奶等不道德现象不断涌现，给原本和谐的家庭带来不稳定因素，离婚率逐年上升。按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夫妻之间有严重过错的一方，另一方有请求赔偿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要得到法律的支持，主要是证据问题.。对无过错的一方而言，取证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个人只能求助于社会力量的帮助，正因为有了这个需要，所谓的“爱情侦探”职业也就应需而生了。“爱情侦探”产生的缘由，的确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爱情侦探”在没有正当途径获取证据的情况下，会采取违法的、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的方式采集证据，反而激化了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对“爱情侦探”作为新生的职业群体在维护其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侵犯法律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的尴尬境地值得我们反思。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1979年底以前制发的部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已于2011年12月2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6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9月2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O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1979年底以前制发的部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

（2011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69次会议通过）



为了适应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经征得有关部门同意，现决定废止1979年底以前制发的2件司法解释性质文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废止1979年底以前制发的部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目录（2件）



序号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名称
发文日期、文号
废止理由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邮电部关于颁发“执行逮捕、拘留的机关扣押被逮捕留人犯的邮件、电报暂行办法”的联合通知

1979年4月5日 〔79〕高检一文字9号 公发〔1979〕60号 〔1979〕邮邮字235号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于扣押被逮捕、拘留犯罪嫌疑人邮件、电报的具体程序，已有明确规定。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到外地逮捕人犯手续的几项规定

1979年7月31日 〔79〕高检一文字24号 公发〔1979〕108号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对于异地执行逮捕的具体程序，已有明确规定。